应该说，围绕“第三种批评”的讨论已达五年之久。她虽然不像人文精神问题争论得那样热闹，但她的个体性、多元性、超越中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姿态，以及在目的上产生中国当代学者自己的话语的努力，已经不同程度上地获得了学界和批评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并开始在部分学者中间化为一种积极的实践。而这期间，以克林顿为首的一些西方首脑，开始在他们的国家尝试走一条既不同于老牌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右翼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并以其有目共睹的成效，无形中又强化了“第三种批评”的功能和可行性，而使得“‘第三种批评”具有了一种世界性背景。尽管“第三种批评”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并不以这种背景为依托（“第三种批评”在1995年提出伊始尚不具备这样的背景支撑），但对不少喜欢看西方人眼色行事的中国学者而言，这个背景却是管用的——它使得对“第三种批评”的一些怀疑者开始缄口不语，也使得一些原来缄口不语的学者开始若有所思；最重要的是：西方的“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第三种批评”的呼应，已经传达出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超越先前的二元对立模式，致力于一种思想原创性努力，已经成为中西方政治家和学人面对本国现实问题的一种不约而同的努力。 问题在于，由于“第三种批评”之“三”具有一种走向“个体化价值”立场之倾向，或者很容易被理解为多元中之一种，而“个体化价值”立场在内涵上又过于宽泛——它可以包涵个性、个人体验和阐释，也可以是指个体之创造，这就使得一些关于“第三种批评”的讨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质疑者，均没有在“原创”的层面上来理解“个体”，也没有将“原创”作为“第三种批评”的最高境界来对待，自然就更不会将“个人阐释——个体创造”作为一个努力的过程。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个体化价值”立场与绝对的相对主义混同，“个体化价值”成为一种不需要进行创造性努力的天然存在。这就将“第三种批评”所讲的原创性之“三”（在区别既定知识中创造新的知识）与生存层面上的个人选择、感受、阐释的个人自由性之“三”混淆了，从而也混淆于80年代批评界提出的“我所批评的就是我”这一批评观。相对主义批评之所以容易受到批评界的质疑，相对主义批评之所以容易与“第三种批评”所讲的“个体”混同，天然性个体之所以不能区别批评的价值之高低，原因正在于在理论层面上，我们没有区分好生存层面上的“个人”与存在层面上的“个人”的不同及其二者的关系。而真正的多元，只能定位在存在层面上，不能定位在生存层面上。生存层面上的多元与杂乱无章并无区别，而存在层面上的多元则是不同思想的对话。生存层面上的多元以“个人感受”为基本单位，而存在层面上的多元则以“个体创造”为基本单位。从“个人感受”到“个体创造”，我称之为“本体性否定”的过程。“第三种批评”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利用“个人感受”转化为个体的思想之创造。应该说只要是一个健康的人，“个人感受”每个人都有，但“个体创造”之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也恰好证明了这个转化的艰难和必须。 二是“第三种批评”所讲的“个体化价值”，即便不在哲学层面上进行思想创造之努力，她也必须将此作为“价值悬置性”立场来对待，并以此为审美依托，对既定的思想和观念进行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原创，在此是以审美形态保存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告别了20世纪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批判方式——以西方现成的思想为批评尺度，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批判形态——对中西方思想同时予以批判。举例而言，如果说西方思想“重法不重人”，而中国传统思想又“重人不重法”，那么，对中西方思想的双重批判，则既要求我们摆脱两者的互为批判，也摆脱用“融汇”的方法来批判西方不重人、或批判中国不重法的互为批判的变异形态，而要求用新的思维方法来改造西方的“法”与中国的“人”之间的二元对立——西方的法不一定是中国现代需要的“法”，古代的人也不一定是中国现代所需要的“人”。这样，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人”与“法”孰轻孰重，而在于什么样的人与什么样的法以及进行什么样的组合。这就势必要改造中西方既定的人的观念和法的观念，从而也改造中西方既定的相互克服的人观念和法观念。这样的一种双重局限分析，才可以将中国当代现实问题的特殊性显现出来，也才可以将由这种特殊性所期盼的理论原创性显现出来。因此，“第三种批评”既不赞同以现成的西方思想来对中国当代现实发言，也不赞同在不触动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既定思想理论的修补，而主张以基本原理的原创性努力为批评尺度，来发现既定理论的问题，暴露既定思想的问题。因此她可以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来概括“第三种批评”的价值立场。 三是“第三种批评”之“三”，不是在中西方之间不偏不倚，也不是中西方融汇，从而既与中国传统的“中庸”区别开来，也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性完美理想区别开来。实际上，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而言，“不偏不倚”与“中西融汇”在根柢上是相通的，它既表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只能在既定的二元关系之间徘徊，也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充满堕性的、非创造性价值取向的传统，正在当代延续。因为“不偏不倚”是以自我调节和自我克制为前提的——由于它不能脱离既定二元的规定，所以它不可能导致创造；“中西融汇”则是指对既定思想的组合，并受既定思想之阈限——至于“融汇”何以成为可能？“融汇”的方法是什么？“融汇”成什么？建立在愿望基础上的“融汇”，是无法告诉我们的。这就是“中庸”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也没有自发地产生新的文明，“融汇”了一百年的中国当代文化，依然是文明之碎片的原因。究其根源，那是因为“中庸”状态和“融汇”状态与既定二元世界的“差异”，是靠“取长补短”的完美来显示与对立的二元之区别的。比如以“天人对立+天人合一”来显示与“天人对立”与“天人合一”的区别的。然而这没有缺陷的“天人对立+天人合一”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特的理论和思想，也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逻辑起点，更不可能具备实际的操作性。因为既是对立与冲突，就不可能合一，除非改变“天人对立”中人对天的优越性，也改变“天人合一”中人对天的依附性。而这样的一种改变，是不可能被“融汇”所能说明的。这样的一种改变，也就不是在二元“之间”，而是在二元“之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