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理论基础及文评实践

作 者:
周洁 

作者简介:
周洁,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教授,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山东 济南 250014

原文出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女性主义文体学在理论上以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构建了由文本生产与文本接受两方面组成的文本分析模式,重视性别与作品创作及阅读的关系;在方法上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女性主义和批评语言学等相关理论,强调词汇、短语、句法和语篇层面的性别立场分析。通过回顾该理论在国内外的文评实践可发现问题并探寻其发展趋势,从而使此文学跨学科研究工具得到正确理解和推广应用,而对该理论产生的背景、理论特征和理论基础的分析则可探知其意识形态性和发展潜力。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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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源于修辞学的文体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交叉学科。20世纪80年代,受结构主义、读者反应和政治文化批评等理论的影响,文体学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以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为目的的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得以兴起。①女性主义文体学作为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一个分支,借鉴、融合了女性主义、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把社会性别理念引入文体学研究,重视发现文本中的性别歧视和社会性别刻板印象,批判文本阐释中对女性经验的遮蔽和扭曲,旨在揭示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本文拟在阐述女性主义文体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探究其理论基础,在回顾、考察女性主义文体学文评实践的基础上探究其应用研究前景。

      一、作为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分支的女性主义文体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视“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文体学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社会历史/文化分支。他们认为,语言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语言和文本既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又反过来“作用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文体学的任务应定位于“揭示和批判语言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②

      在这个背景下,英国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波顿(Deidre Burton)指出,现实社会中仍存在阶级压迫、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后浪漫主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压迫和歧视,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服务,而文学批评和文体学亦沦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帮凶。因此,波顿呼吁文体学应具有社会批评作用,为消除各种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作出贡献。③波顿认为性别歧视在各种不平等中最为严重,并分析了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的坛子》中及物性结构构建的(虚拟)现实,揭示了“我”的受控制状态。④受波顿影响,米尔斯(Sara Mills)于1995年出版了《女性主义文体学》一书,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文体学研究,既阐述了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研究目的、学理依据和研究方法,又在词汇、短语和句子以及语篇层面分析了文学作品、流行歌曲、广告等文本中的性别差异和性别歧视,为女性主义文体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范例,奠定了女性主义文体学研究的基础。⑤米尔斯吸收了批评语言学关于语言作为社会统治形式服务于国家体制、维护国家权力、语言蕴含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观点,认为性别差异存在于文本中,语言反映性别角色与性别身份的意识形态。如果忽略了种族压迫、阶级差异、性别歧视等社会因素,就会严重削弱文本分析的科学性与公正性。所以,女性主义文体学“不仅描述文本中的性别歧视,而且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审视文本,揭示叙述视角、能动作用、隐喻及物性系统等是如何出乎意料地与性别相联系的”⑥。据此,米尔斯分析了传统文本分析模式⑦(如图1所示)的不足。

      

      图1 传统文本分析模式

      米尔斯认为传统的文本分析模式忽略了语篇外语境:在选取分析文本时,性别作为文本外因素被忽略,这导致对女性作家作品的忽略。她关注到文本外作用于文本或与文本内因素互相作用的因素,认为女性主义文体学所指的语境与传统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语境区别很大。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由文本生产过程中的语境因素和作品被接受过程中的语境因素两大部分构成的女性主义文本分析模型⑧(如图2所示)。

      

      图2 女性主义文本分析模式

      在该模式中,作品生产过程中的语境因素包括通用语言/语篇制约、语篇前文、作者创作时期的文学传统和文学倾向、作者归属(性别、种族、民族、社会阶层等)、出版惯例和社会历史因素等。其中,通用语言/语篇制约因素制约着作品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的观点表达;文学传统制约着作品的形式、体裁及语言选择,直接影响文本类型;文学倾向及市场需求影响着文学作品的风格及作家写作;作者的性别、种族、政治、阶级和民族归属也影响着作品创作,作品中总有体现作家归属的内容或痕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日益增大;社会历史因素对文学作品创作的影响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等。值得注意的是,自巴特和福柯喊出“作者已死”以来,作者的主体性似乎在作品中渐被消解,但福柯又提出了“作者—功能”说,认为不能撇开作者研究作品,作者还“担负着意识形态生产的‘创造者’身份”⑨,是创造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的一部分。女性主义文体学也对“读者之死”给予反击,“以为自己争取权利、表明自己的方式复兴了作者中心,复兴了作者与作品的关系”⑩。由此,女性主义文体学把作者看作作品生产过程中的语境因素。

      女性主义文体学把目标受众、实际受众、隐含读者、社会历史因素、实际读者和出版惯例等都看作作品接受过程中的语境因素。米尔斯指出,两个过程中的因素是互动的,文本与这些语境因素也是互动的。(11)该模式将性别、种族、阶级、社会历史及经济等因素纳入文本分析,为读者阅读女作家作品提供了一个组织结构。相比较而言,该模式比传统的文本分析模式更复杂,也更具解释力。在新的模式中,米尔斯从性别与语言、性别与读者等方面对词汇、句子和语篇进行分析,开创了女性主义文体学研究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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