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3)01-24-07 一 在当代中国谈文化诗学，我认为，一个最不能忘记的名字是意大利历史哲学家扬姆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他的《新科学》经朱光潜先生翻译，于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6年来，作为时常唤起人们美好记忆的文本，它其实已成为中国文化诗学研究者的“圣经”。首先，这本书虽然被维柯命名为“新科学”，但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著作。它的深邃的历史感，诗性想象与实证材料相交错的文风，对史前文化所下的睿智判断，以及深具表现力的文字所复活的远古时代的诗性场景，都足以让人引发新的学术联想。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本书并没有在中国学界找到太多的知音。这是因为，与当时各种从西方输入、追求启蒙和批判精神的理论相比，它没有表现出任何意识形态企图，也不可能因为强烈的先锋性而进入由理论贩子们把持的学术名利场。但是，在当时理论界一片喧哗与躁动之中，《新科学》毕竟以其宁静的特质和亲和性引发了一些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学人的历史兴趣，在甚嚣尘上的启蒙浪潮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值得让精神沉潜其中的历史空间。可以认为，正是维柯对西方史前文化的诗意阐释，使一批试图探究中国文化诗性持质的学者找到了灵感，并在筚路蓝缕之中走向文化诗学。 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的一系列概念范畴是独步学术史的。他把人类文化源发性的智慧命名为诗性智慧，并由此衍生出诗性玄学、诗性逻辑、诗性伦理、诗性经济、诗性政治、诗性物理、诗性天文、诗性地理等诸多范畴。这种对人类原始文化的定位明显为人文学者提供了全方位整合历史文化资源的切入点，并使近代以来建立在诗与科学尖锐对立基础上的知识分类方式失去了合理性。在当代，当无处不在的科学将诗性的表达愈来愈挤压到边缘的时候，这种理论不但在对远古的追怀中重新确立了诗的核心地位，而且让人确信，即便在今天，那貌似严谨的科学体系依然会有诗性精神在其中流溢。据此，当代钟情于《新科学》的一批学人，他们除了试图借维柯的理论描述历史之外，往往还被激励起一种更伟大的野心，这就是以诗性智慧为核心重新整合人类的知识体系，重建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新诗学，并将诗性世界作为人类最终要走向的未来。 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诗学研究者来讲，虽然维柯《新科学》的启迪是全方位的，但他们却更愿意以此为基点去观照中国文化的诗性传统。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一个诗与歌的国度，上古时期即以诗言志，以歌永言，此后诗性的精神更渗透到了从政府官员、在野人士、和尚道士，直至贩夫走卒的日常生活中。对从常态生活中飘逸出的诗韵的追寻和品味，构成了他们生活美的理想。同时，中国人历来重视与对象世界建立亲和关系，情感态度是面对自然的第一态度，诗性体验是建构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重要方式。当这种态度和方式具体化为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和定位时，他们建构的世界格局和人生模式必然浸润着诱人的诗意。同时，按照维柯的观点，当人用诗性思维面对外部世界时，他对世界的把握往往是整体性的，这种整体是以诗情统摄、以诗意贯通的生意氤氲的整体。相反，当对象世界成为人的理性分析的对象时，整一的世界必然在认识中被肢解，在分析中被拆零，在抽象中被榨干诗性的汁液。由此可以看到，虽然维柯在对人类早期文化的解读中分离出了诗性玄学、诗性伦理、诗性物理等一系列学科形态，但它们在共同构成一个世界时却被“诗性”统合成了一个完整而有机的整体，绝没有现代学科划分时严格的界限和机械性。与此对应，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史、哲不分家，一人兼具诗人、哲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的身份，也不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一种可行的解释也许只能源自维柯，即被诗情统摄、诗意贯通的世界不可能产生分裂，它在“推己及物”的原则下形成了一个生命的复合体。同时，中国人也固执地相信，这种作为生命复合体存在的诗性世界就是世界本真的形态，任何理性的解析、语言的描述，甚至感官的介入，都会导致世界的整体感和原生形态的丧失，都会将一个活跃的世界解读成一堆无生命的死物。基于这种判断，老子在《道德经》的开篇即表达了对世界被言说、被命名的高度警惕，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分，非常名”；庄子则用浑沌之死的寓言，讲述了世界在人的理性认识中走向分裂和死亡的危险。 可以认为，被维柯以“新科学”命名的话语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有描述功能的。在东方这个触目皆诗意的古老国度里，这种话语体系的借鉴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中国人虽不缺乏对自然的细腻体验，对人生的诗性品味，以及一语中的审美评鉴能力，但要让他们用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话语将这些宝贵的诗性经验完满地表达出来，则往往会陷入一种“无法形容”式的语言的尴尬。比如，中国古典艺论充满了理论的片言只语。这些散碎的美论、诗论存在于文人的通信里，存在于诗人、散文家偶发的议论里，但真正作为理论形态存在的大部分著作却少之又少。在对具体诗性意象的品鉴中，这种言说能力的匮乏更是暴露无遗。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宋词人宋祁和张先所吟名句的评价：“‘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1](P31)王国维试图在这里强调“闹”和“弄”在诗词中的点睛作用，但对词中为什么使用这两个字就可以生发意境、呈现境界，却在“妙不可言”中显现出不应有的话语的阙如。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不缺乏诗性，缺乏的是一种对于诗性的科学把握；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诗性思维，但这种思维却没能充分地以理论的方式被思维。面对这种情况，维柯的方式无疑就成了对这种匮乏和阙如的有效填补。 二 维柯生活在启蒙精神开始主宰西方文化的时代。17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如物理学、医学、生物学，一方面导致了全社会对科学的盲目膜拜，另一方面也鼓舞着知识分子进一步将科学的疆域向人文领域拓展，使人文学科摆脱神学的钳制和无规律的盲动状态，获得科学的确定性和规范性。在这样一个时代，以科学命名自己的理论发现往往是对其价值的最高肯定。于是，“在科学和假科学的著作标题上频繁出现‘新’和‘前所未闻’之类字眼”，成为当时异常突出的特点；人们相信，“单枪匹马地创建一种新科学比起扩充甚至改革一种旧科学是一种更大的荣誉”。[2](P34)明白了以上情况，就可以理解维柯为什么会将他的关于人类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著作命名为“新科学”。另外，在维柯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环球探险、海外扩张已使这一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对文化的考察，不再仅以欧洲为范本，而是开始具有了真正的全球眼光。《新科学》一书原初的标题为《扬姆巴蒂斯塔·维柯的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从这一本书名可以看出，维柯对人类早期文化属性和思维特点的定性，不是局限于欧洲，而是追求世界范围的普适性。《新科学》中关于中国的论述多达六处，这证明维柯“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探讨没有忽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