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华的《权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出版于2016年12月，书还没上市，他就送我一本。我也不含糊，收到赠书半个多月后，就把这部四十多万字的著作啃完了。记得萨特说过：“好像香蕉刚刚摘下来的时候味道更好——精神产品也是这样，也应当在现场就近消费。”①这当然是我速战速决的一个理由，但更私密的原因或许在于，我也曾偷偷读过一阵儿布迪厄，却始终不得其法。回想起来，我们这些人接触布迪厄大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记得1997年春，我从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邮购了一套包亚明主编的《当代思想家访谈录》，其中就有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那应该是我阅读布迪厄的开端。随后又读他的《自由交流》《关于电视》《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和《艺术的法则》。而随着布迪厄的书翻译得越来越多，我也差不多每见必买——《国家精英》《男性统治》《实践感》《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等等，甚至还复印了他的两本英译书：The Rules of Art：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艺术的法则》)和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文化生产场》)——但这些书我都没来得及认真阅读。也记得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同年级的张意小师妹成天把布迪厄挂在嘴边，感叹布迪厄之难；几年之后她又赠我大作：《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这本书我似乎也没好好细读。如今，我把国华兄的这本书读得仔细，自然是要补课，却也是让我内疚之后讨巧之举——布迪厄的书出得如此之多，我读得却又如此之少，不走点捷径岂不要把人累个半死？ 所以，我首先把这本书看作是打开布迪厄学术宝库的入门钥匙，攀登布迪厄思想高峰的得力拐杖。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来说，它来得可谓正是时候。这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写法。这本书除导论、结论和两个附录外，正文部分共计四编十七章内容，四编的题目分别是《实践与反思：布迪厄社会学要旨》《文化再生产与符号暴力》《趣味：区隔的逻辑》《文学现代性的别种解读——文化生产场理论》。而十七章的大标题与几十小节的小标题更是密密麻麻，其涉及面之广，包容性之大，几乎已把布迪厄的思想一网打尽。如此面面俱到，本该是著书立说之忌讳，但读到国华的研究初衷，我又理解了他如此写作的用心。他说：鉴于此前国内学界对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关注不够，“本书必然还要承担普及布迪厄社会学诗学的使命，也就是说，注定了绍介性质远远大于批判性质，尽管我不会放弃对他观点的反思。尽可能翔实、全面地梳理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的思想资源，包括大量引入当前国际学术界(主要是英语世界意义上的学术界)对布迪厄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我为本书设置的首要任务”②。差不多同样的意思也出现在后记中，同时他又补充道：“我希望本书可以在某个方面成为布迪厄社会学诗学甚至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工具书，尽管它远不完备，而且很快就会过时。遵循阿多诺客体优先性的教导，我希望让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尽可能多的得到如其所是的汉语表达，尽可能少地听任自己主体性力量对它的操纵，即便是我对他的批判性反思，也是竭力站在同情地理解他逻辑的基础上进行。”(第467-468页)这番表白，是很能让我“心有戚戚焉”的。做西方文论者，常犯的毛病之一就是主题先行，凌空蹈虚，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于是我曾借用沈从文的“贴着人物写”告诫自己的学生：“在小说中，作家不能凌驾于人物之上，论文写作应该也是如此。我们先得跟着人物走，跟等既久，才可能并排而行，与他对话。”“如果贴不住人物所言所思所想，就忙着发议论，跑野马，塞私货，那是非常危险的。”③这其实也是我做西方理论研究的一点体会。但我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远不如国华兄做得忠贞、纯粹和地道。如今，这番感受能由研究布迪厄达十五年之久的朱国华说出，我觉得就更加珍贵，也更为可靠。 只是，以我自己的写作经验看，如此与布迪厄较劲，难度不小，也非常辛苦。因为布迪厄像我琢磨过的阿多诺一样，著述甚多，跨度很大；加上思想高端，表述晦涩，首先把他读懂读透就颇费脑筋，此谓难度之一。读懂读透之后还要对其思想进行筛选、捋顺、归类、整合，乃至去粗取精，抓大放小，这样才能阐释得清楚，解读得准确，此谓难度之二。研究西方人的东西本来就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而要让它具有工具书的功能，就更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把布迪厄的西方研究成果搜罗殆尽，精读泛读，披沙拣金，如此才不至于井底观天，才能站到布迪厄研究的最前沿，此谓难度之三。除此之外，我注意到作者好多章节的末尾还要回望中国，考察布迪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在“水土异也”中说西还要道东，此谓难度之四。这些难度相加，就好比朱国华站在十米台上跳水，本来他可以把动作做得简单一些，但是他却选择了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入水，这就大大增加了这一研究的难度系数，没做过西方理论研究的人是很难体会其中的麻烦的。以我为例，前两年我想把阿多诺一句话的来龙去脉琢磨清楚弄明白，这其实就是冯友兰所谓的“照着讲”。但面对阿多诺这样的人物，即便是“照着讲”也颇为不易。我翻资料，做翻译，撸起袖子加油干，奋战两个多月，使出洪荒之力，才算是写出一篇差强人意的文章。国华兄面对布迪厄的整个思想，线头多麻烦大，处理的问题更复杂，可以想见，他该使出了多大的力气？他在书中曾借用瑞典学者科尔皮的说法把社会学家分为五类，前两类分别是飞马型(即如缪斯女神所骑飞马一样，其才学殆同神授)和马夫型(专事阐释飞马型学者的理论)，并认为“布迪厄这样的飞马型学者比其他学者更需要马夫来为他作阐释工作”(第13页)。要我说，朱国华就是布迪厄的中国马夫。做马夫的事情偷不了懒，讨不得巧，须老老实实，兢兢业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因此，作为同道中人，我必须向这位学术马夫表示严重敬意！ 在读《实践与反思》的时候，布迪厄有句话让我印象颇深：“哪里突破了学科的藩篱，哪里就会取得科学的进展。”而关联此句的上下文则是这样的：“我这一辈子就是在与各种任意分割的学科疆界做斗争。不论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在社会学和语言学之间，在艺术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之间，在体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之间，等等，诸如此类的疆界完全是学院再生产的产物，也毫无认识论方面的根据。”④可以说，这些学科疆界既是布迪厄斗争的目标，也是他跨越之后在其他学科自由穿行的场所。于是他以社会学为根据地，四面出击，既颠覆了许多学科的成规，又成功嫁接出新的学科，这样也就有了所谓的社会学诗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