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学论要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良运,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原文出处:
《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本文专论中国诗话,从诗话文体流变,诗话对中国诗歌资源的接受与采撷,诗话文体的悟性、不拘一格和诗话语言特征三方面作了纲要性的论述。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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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1)04-0046-05

      一、诗话文体之变辨略

      诗话是中国诗学文献中一种特殊的文体。这种文体可归为语录体,源于《论语》、《周易》之《文言》、《系辞》,《孟子》亦未脱出语录体形式。自荀子、韩非子以整篇的文章为著述目标,语录体才逐渐衰微。但因为此种文体不要求行文之前有完整的构思,可以随想随写,随见随录,在学术领域成为一种札记式文体,魏晋南北朝转入文学领域,现在可见到残本的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皆用几句话或一段话,扼要地表述某一文体的特征或评论一位作家、一部作品,应是诗话、文话的前身;至于钟嵘的《诗品》,清代何文焕编《历代诗话》置于卷首,被尊为“诗话”开山之作了。继之是释皎然的《诗式》,更具后来诗话的特征;特别值得一提的署名王昌龄的《诗格》,傅璇琮先生已确认它是唐代“真实存在的一部书”(注:《唐诗论学丛稿》25-52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版。),以更可信的由日本留学唐朝的遍照金刚录入《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卷的“王氏论文”46则而观,更是典型的诗话体。距欧阳修《六一诗话》时代不远的晚唐五代至宋初,大量“诗格”之类著作出现(或名“旨格”、“密旨”、“要式”、“手鉴”等等),言句法、说体式、陈技巧,皆散论成篇,实为说诗札记式文体之滥觞。早于欧阳修的以绘画理论著名的黄休复(“逸”、“神”、“妙”、“能”四格品画的发明者)著《茶亭客话》,凡十卷89条,后被《郡斋诗书志》等著录于“小说家”类,“话”字已出现于书名。比欧阳修年稍长的梅尧臣,著有《续金针诗格》,体式与《六一诗话》无二致而理论性更胜一筹(如提出“诗有内外意”、“诗有三本”等),“诗话”之名便呼之欲出了!

      如此溯源览流,将语录体札记式的诗歌评论最后称之为“诗话”,欧阳修无开创之力,有“命名”之功。《六一诗话》出,以欧阳修的政治地位与文坛领袖之权威,“诗话”作为一种独立批评文体的地位确立了,名正言顺了,稍后,又一位政界和学界的权威人物——司马光,率先沿用“诗话”之名,将自己为诗所作记事、评论收集于一书,题曰《续诗话》,卷首题记云:“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欧阳修、司马光的诗话,以记事记人为主,如《六一诗话》所云“集以资闲谈也”,于是成了北宋时诗话的一种模式,许凯《彦周诗话》首条即下一定义:“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若含讥讽,著过恶,诮纰缪,皆所不取。”此段时期所产生的《中山诗话》(刘攽)、《后山诗话》(陈师道)、《临汉隐居诗话》(魏泰)、《竹坡诗话》(周紫芝)、《紫微诗话》(吕本中)等,记事多于评论,理论色彩不如王昌龄及晚唐五代的“诗格”,因此被目录学家多归入“小说类”,直到南宋初年,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出,这个模式才得以改变。

      南宋的《岁寒堂诗话》与严羽《沧浪诗话》,是诗话文体具有历史意义的改进,其重要变化是:摆脱记事(尤其是“录异事”)的纠缠,也跳出一般“辨句法”的烦琐圈子,开始从诗歌发展史、诗学理论与观念演绎的高度,或从学理的角度,或从纯粹审美的角度,对诗歌本体进行整体把握。张戒之作首条,先有宏观的诗歌创作史的扫描:“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又以建安以后诗人之典型者言其特点:“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建诗,专以韵胜;杜子美诗,专以气胜。”这部诗话的上卷,就是以“意”、“气”、“韵”、“味”为中心论题,通过对历朝和本朝诗人的作品分析论证,有褒有贬,有时还以“诮纰缪”为快事(如对苏、黄的批评),大变以往诗话风貌。《沧浪诗话》实是以诗话的形式写成的一部诗学专著,从“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这些专论性质的标题便可看出来。“诗辨”即是诗的本体之辨,从学诗“入门须正”,认识诗之五大“法相”(“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诗之不同品位与“极至”品位(“诗而入神”),再至言说“诗道亦在妙悟”,须有“透彻之悟”,最后以“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描述诗之最高审美境界。这两部诗话,以其浓郁的理论色彩,特立于中国诗学理论史。

      诗话文体开了新生面,到明、清两代,又有诗话变体之作出现。所谓变体,虽然还采取条目分列与组合而成专著的形式,一个明显的识别标志是:书名不用“诗话”二字,作者根据全书所论主旨,另拟书名。如明代胡应麟之《诗薮》,是将诗歌文体、创作结合论述的诗史著作,有“诗之渊薮”之义,由源及流,经络分明。因有散论之便,对不同诗体(古体、近体、杂言、律诗)不同时代诗的艺术成就、审美特征,围绕“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说,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展开多视角的描述,非一般“备古今”的诗话可比了。紧承胡著的许学夷之《诗源辩体》,更是一部诗歌文体变化与诗艺发展史,全书主体三十六卷956则,从周代至隋唐五代,后集补宋元明三代,两卷159则。作者积四十年之功,十二次易稿而成此巨著,更非“以资闲谈”之所用。清代叶燮著《原诗》,以诗话之体而成诗学理论专著,所谓“原诗”,探明诗之原理,其理论核心是论述诗人主体之“才”、“识”、“胆”、“力”与对象客体“理”、“事”、“情”相互融通、相互作用的关系,议论精彩,说理透彻,其理论深度可谓前无古人,自《诗大序》始建的儒家诗学体系,到叶燮笔下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的写作方式亦大有别于随想随录,内篇上、下,皆是大段大段的展开和深入,综观全篇,可见他有缜密的理论构思,我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中,曾以图示其完整的理论结构(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9页。)。有这样的理论著作出现,表明中国古代诗学已经臻至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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