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1)04-096-05 论文学批评中的汉语性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搬演西方来表达中国”。20世纪中国批评的历史几乎就是西方各种批评流派在中国、在汉语文化圈轮番上演的历史。应该承认，今天这种“演出”已接近尾声。这种借用他人以言说自己的理论批评模式是造成理论与本土生活世界相疏离、造成文学理论失语症的直接原因。我们首先应有自己的问题性，其次要有植根于汉语语体、发之于汉语本身的切身的理论言说，再次要在理论上构建忠于自身生活经验、立足本土的文化立场——这些都共同决定了：汉语批评可能是一种恰当的选择。 所谓汉语批评，核心是一个汉语性问题。我们在这里说要提倡一种汉语批评，并不是说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用汉语写成的批评，而是说20世纪整个中国的理论批评，从内在的精神气质到外在的话语形态已经严重地西方化、西语化，丧失了中国文化的独创性和特殊性。文学理论批评的西方化、西语化集中表现为三个层面： 1.语言、语体层面的译体化。文学理论批评的翻译体是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主流语体或标准语体，它包括话语层面的语词、语式、句法和句群的组织构造，包括作为批评、理论的文章体裁和这些理论背后的基本的思维方式。译体化是实现汉语西语化的具体样态，以致由于世纪性的长时间的实践性积累，在不断生成着的作为理论批评的现代汉语，或者准确地说，在现代汉语中不断生长着的整个理论批评语言，都已经全面地变更为“翻译体”。理论界大多数人对西方文论名词术语的“狂轰滥炸”已经由开始的反感到后来的习以为常。 2.知识谱系的中西切换。“翻译体”大行其道，背后最根本的变迁是现代西学的知识谱系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或本土知识系统的全面替换。与语体层面的西化尚不得不用汉语，因而流变为“翻译体”不同，知识层面的切换更为彻底：今天的文学理论批评，从知识质态、知识信念到作为学科分类与建构根据的知识谱系背景都全部来自西方。（关于这一点，请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笔者与吴兴明合写的论文《替换中的失落》） 3.文化建构上的由失语而失家。这是从文化本体的意义上说。从根本上看，由于知识谱系和语言方式的变化，由于在这种变化中理论的创新被对西方新说的移植所取代，我们失去了对本民族生存独特性的内在关切。我们以西人的理论眼光和问题意识来打量中国人，长此以往，我们丧失了对本民族独特生存之域的领会、穿透、照耀和理论表达的能力。进一步，在文化建构上，我们终将丧失了自身的文化立场。在生存论的意义上，所谓文化立场根本是指：独特的生存经验以及由此而生长、而内在建构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价值形态。因此，“失家”并不是说我们失去了传统，而是说失去了与我们独特的生存经验内在相通的、发之于独特生存领会的精神表达和价值建构。失去传统之常常表现为“失家”，也只是指与生存经验的内在相通性而言。由于传统离我们远去，已与我们“不相通”，而移植的西人的理论又与我们内在的生存经验相疏离——在生存的内在表达上，貌似高深的理论常常不知所云——因而我们的灵魂无所归依。文化上外在的立场危机不过是这种内在本体性失落的表征。而在文化上，立场是被建构起来的，它并非“本来就有”或“自然就有”…… 因此，所谓汉语性在这里不是一个语言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学概念，“汉语”不只是指表达层面的东西，而是指以语言为标志的民族文化的建构。“汉语”在此的用法正如维特根斯坦的名言：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它以语体形态为核心，含纳着思维方式、体验结构、知识形态、价值精神，含纳着与生存内在相通的对民族独特生存之域的穿透、表达和照耀，以及由此而来的独特的文化建构。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性首先呼唤以“汉语方式”入思和建构。在语体层面上，汉语传统所独有的直觉穿透性、直接呈象性、形态不确定性以及文体、表达的高度丰富性和灵活性等，应首先在译体化的板结背景中复活，以期逐渐走出“翻译体”一统天下的僵化局面。其次，在知识建构上，应打破西学知识的霸权状态，逐步激活并输入中国本土的异质知识，重新确立知识信念和多元化的知识标准。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在精神价值、文化建构的层面，应强调整个理论批评的原创性，以民族生存的穿透、表达为根本，而不以西方理论的逻辑为根本。 目前，汉语批评尚在拟议中，要知道效果如何，须在实践之后。当前必须指出的是：汉语性问题已成为中国整个理论批评界无法回避的问题。 汉语批评何谓？ 汉语批评实质上是一种美文批评。鲜明的例子就是汉语批评所使用的汉字。据文献记载，汉语言文字的起源和构成有“六义”，即《汉书·艺文志》所谓的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或许慎《说文解字序》所谓的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说法略有差异，但都基本上揭示了汉语言文字取物象形、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师法自然的构成特点。因此，汉语言文字的任务虽是标示抽象概念，却充满画意，是抽象与形象的交融与熔铸，突出地表现出诗意性和不确定性。汉语言文字的这种特征，自然要影响及汉语批评，形成其独具的特色： 1.汉语批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汉语批评追求“愈小而大”、“片言明百意”，往往要求用极精炼、极隽永的语言来点出作品的关键。可以说，汉语言文字是一种最简洁、最有指示性的语言，其形象的具体的形式中蕴藉着丰富的文化精神，因此，汉语批评中，其高度凝炼的“片言”往往胜过空洞浮泛的万语千言。正如钱钟书在《读拉奥孔》中所指出的：“诗词、笔记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蓄着很新鲜的艺术理念，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三言两语”说出“精湛见解”，讲究言简意丰，点到为止，看似片言只语，其中却包含着深刻的理论见解，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这正是汉语批评的鲜明特征。也正是基于此，使得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讲究“神余言外”，要有“韵外之韵”、“文外之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与推崇空明、灵动成为汉语批评的不朽信条，一如诗歌创作求言外之意，音乐讲弦外之音，绘画则究象外之趣。在我们看来，汉语批评中所崇尚的引一概万、以小胜多、不尽则无尽的表达方式，正好生动地体现了汉语内在深层的涵咏与外在生动、极富表现性的形式结构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