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0)-05-0171-04 中国当代社会历史进程与文化的变迁，深刻影响了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基本面貌。因此，如果想要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范式的演进过程，就不仅要结合文学创作的实践，更要紧密联系历史文化的发展。 一、20世纪50-70年代：革命的政治宣传与哲学认识论 中国当代文论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是古代“文以载道”的儒家伦理学诗学传统。儒家思想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认为文学“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2]，具有整合社会人生、稳定国家统治的功能，是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3]。这种工具论的文学观念一方面将文学抬到了“一言兴国，一言丧邦”的高度，另一方面也潜藏着文学丧失独立品格的危险。 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近代，空前的民族危机使儒家诗学传统转化为新的理论形态，并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晚清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极力把小说从边缘文类提升到中心位置，无非是看中了小说通俗易懂、开启民智的政治动员作用[4]。五四启蒙思想家发动“文学革命”的根本目的也不是文学自身，而是为了民族救亡，也就是说，救亡本是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不同的历史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过于简单化了[5]。实际上，即使在五四时期，文学的独立性也是极为脆弱的，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6]。“五四”之后，激进的“革命文学”倡导者站在政治工具论的立场批判五四启蒙文学，实际上不过是极端片面地发展了五四启蒙文学早已存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其中并没有绝对的断裂。经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这种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学理论逐渐成熟完备，并且最终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确立了其权威的指导性。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继承了儒家诗学传统，总结了近现代文学理论成果，成为后来新中国文学理论的主导范式。 在经历了革命斗争血与火的洗礼后建立起来的新中国，马上又面临两大阵营对峙冷战这样严峻的国际局势，后来又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联盟发生分裂，整个社会长期笼罩着战争氛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火药味。这样，在过去年代形成的战争文化心理和二元对抗的思维方式就越发显得根深蒂固，难以消除[7]。由此也决定了激进而全能的政治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统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文学创作和理论都理所当然地必须服从政治需要，成为政治狭隘的工具。这种政治工具论的思想观念视文学为匕首和投枪、炸弹和旗帜，是进攻的号角和欢庆的锣鼓，是政治形势的晴雨表和阶级斗争的风向标，是教育组织民众和打击瓦解敌人的有力武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论由于承担了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任务和功能，因而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学术讨论的领域，只能是一个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场所。 从哲学基础方面来看，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思想框架为前提来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实际上，理性主义认识论的诗学传统在西方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认为诗不能认识普遍性的最高理式，与真理隔了三层，因而把诗人从他的理想国中驱逐出境[8]。与柏拉图贬低文艺的看法相反，亚里士多德在比较了诗和历史后指出，历史叙述个别之事，诗叙述普遍的事，因而诗更能认识和把握真理，其地位自然高于历史[9]。作为西方思想的源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文艺的评价虽然截然不同，但他们的理论旨趣却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都追求对普遍真理的认知。此后西方认识论的诗学传统基本上没有越出这两位哲学大家的理论视野。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西方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诗学发展到了顶峰。众所周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因此，西方认识论诗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当代文论的理论基础。 西方认识论诗学对普遍真理的追求使其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其中隐含着将艺术视为一种低级认识形式的逻辑结论。而这正是柏拉图贬低诗人和黑格尔提出“艺术终结论”的重要原因。西方认识论诗学的这一理论难题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当代文论关于形象思维论争的过程中。由于形象思维的提出者别林斯基当时正是一个黑格尔主义的信徒，因此，这一理论术语本身就是西方理性主义认识论诗学的产物，与黑格尔著名的美学命题“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一脉相承。形象思维的倡导者将感性的形象性确立为文学的本质属性，以区别于抽象思维通过理性概念进行认知的特点和方式。这样就可以调和认识论诗学理论中所存在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以克服当时文学创作中普遍盛行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但是正如形象思维的批判者郑季翘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所指出的，在认识论的理论框架中，只能得出“表象—概念—表象”的创作公式，所以形象思维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10]。这样，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反形象思维论者推论周密、环环相扣，结论却极为荒谬；形象思维论者论述粗疏、语焉不详，结论却相对合理。这一理论困境表明，中国当代文论的认识论诗学范式已面临深刻的危机。 总的来说，政治意识形态和哲学认识论构成了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当代文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其中两者既有和谐相处的一面，也有龃龉难容的一面。例如，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就满足了政策图解和理性认知的双重需要，体现了政治宣传与哲学认识的一致。而不同的理论派别，例如胡风和周扬，对于文学的真实性与倾向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等矛盾要素的理解，可能会在政治功利与真理反映之间有所侧重，这样就造成权威性政治与指导性哲学的冲突。当然，在两者之间，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处于强有力的统摄地位，处于从属位置的认识论诗学实际上很难得到理论上的深入推进。因此，当代文论的整体发展还有待于政治的压力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