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1—0129—08 （一） “五四”前后，中国文学批评开始了全面的现代转型。由于脱胎自近代社会，它便不可避免地承续了传统文化中教化济世的历史精神；而西方近现代文化学术的浸润，又间接植入了新锐驳杂的现代意识。在此基础上，经由思想界在二十年代的数度驳难，以及社会现实的需求消长，现代文学批评逐渐认同马克思主义，将它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同时具体地发育成社会——政治批评。在这一主流模式之外，纯艺术批评虽还顽强存在，但已不堪与强大的主流力量抗衡。最终，现代文学批评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旗帜，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演绎。 顺应反封建的社会变革潮流，“五四”新文化接受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近代意识与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意识，并在这两者的交相启发下，将西方几百年间的思想文化奉为圭臬，对本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整体批判。作为新文化成分之一的现代文学批评，便相应地濡染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运动的气质，它从外来思潮借力，灌注于近代文化已生发出的课题，并在对新旧内容的探求中，演绎出本身的现代化。 从近代看，晚明人学思想的反传统性与启蒙性等特质，自从投放在中国文学批评上，就激励着它奔突出古典主义封闭体系。例如，人文主义的个体意识在这时萌芽，展开了与封建宗法社会的群体伦理及文化心理的交锋，从中也产生了反省民族文化、认同外域文化的趋向。另一方面，晚清文化试图构建的人学，是以“新民”为号召，立足在“国民”这一颇具政治色彩的角度，进行启蒙。至于外患内忧的现实要求所及于思潮的，便是提高文学的社会外部功用，乃至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之一，用以启蒙国民思想，来达到政治变革的目的。为此，既从语言形式上着眼于白话，又兼顾着文学“表现人性”这一本体特征，此期文学观能够做到对孔教宣本的初步脱离，从而显现出晚明以来文学重情轻理的一大进步。所以，借重文学的教化功能，进行思想启蒙和政治宣传，既是晚清文学的整体特征，也规定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性质。 在此基础上，“五四”将近代的命题发展为全面批判内在传统，融汇异己文化，则标志了民族文化整体转型的可能。 正如对传统的否定或超越有优长也难免局限，现代文学批评同样在对西方的采纳中有其历史选择。外来文化思想的潮涌而入，深刻影响到中国本土的固有文化心态与价值取向。西方盛行的思潮如康德、黑格尔的美学，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杜威的实验主义等纷至沓来，大规模地冲击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在急促有限的接触中，双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契合感应，或融为新型文化审美的成分，或迎合特定时代变革的要素，为现代文学批评抹上了重彩。 不过，根深蒂固的传统认知态度、思维方式及文学素养，一直与实用理性的精神共生互补，明显的表现即如主体选择上对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各有依违。这种鲜明素质，也不间断地作用于现代文学及批评的魂灵。首先，知识分子先后折服于进化论、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而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也由近代“政治小说”出发，经二十年代“革命文学”，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直到后来确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学及其批评作为工具的存在而服膺于政治使命，这不仅有效地承担了历史的责任，而且也使其社会政治功能发挥到极致。理论背景上，实用性极强的社会哲学压倒纯理念的主体哲学，成为现代文学批评的首选哲学基础。近代输入的进化论成为中国文化领域内“文学革命”的理论支点，随之产生了“科学”与“民主”、“个性解放”及至“改造国民性”等启蒙主义要求；到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文学批评已趋从于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实践哲学的引导，由力行西方近代写实主义和苏俄模式，进而奠定自己实用主义的审美标准，渐次构成以“反映论”、“真实论”、“典型论”等为基本范畴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框架。其中多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基本立足点，文学与文学批评都自觉服膺某一特定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观点以及联系综合的方法等，这些有益于文学批评健康发展的要点，却被弃置一旁。 （二） 1917—1949三十余年的中国文学批评，有其阶段性的显著特色，大抵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1917年—1925年，为开放时期。 批评界全面向西方洞开门户，追求与世界批评话语的同步，而不是希望自身与其共容。强调理性，注重启蒙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标志。侧重于精神文化层面或政治伦理层面的社会文化批判与艺术审美批评齐头并进。语言形式也脱陈出新，与审美意识、文学观念的深层变革互为助力。作为这种开放氛围的映现，批评意向在多方面作了具体拓展。批评界的意气风发，从各种角度参与构筑了飙发凌厉、气象万千的时代特色。 历史表明，现代文学批评的发韧，是肇自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涌进这一背景。众长纷争中，现实主义批评理论以其对症于现实文坛需要的鲜明性质，占据了批评界的主要视野，而其他各色名目的西方审美理论，则带动了中国现代审美意识在传统根基上成型。一时间，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与人本主义价值，构成当时文学理论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变革，这正是近代已提示但未完成的任务。追根溯源，梁启超与王国维已分别发了先声：前者从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阐扬到“新民体”的操作示范，率先突破了传统范式，引导着现代政治—文学体系的确立；后者则从强调美的独立性角度，浇铸了文学本体论的现代基石，将中西批评交汇融通，以性状独出的新型批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