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统与科学传统

作 者:

作者简介:
姚文放 扬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原文出处:
文学评论

内容提要: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对于传统持有不同的立场,这取决于这两大学科之性质的殊异。从创造活动看,在自然科学中后人对前人的工作是一种“兼并”;在人文学科中后人对前人的工作是一种“兼容”。从文本形式来看,在自然科学中主客体构成一种认知联系,主体对对象的实在作出“证明”;在人文学科中主客体构成一种价值联系,主体对对象的价值作出“评判”。从阐释方法来看,自然科学对于世界的阐释是一种“说明”;人文学科对于世界的阐释是一种“理解”。因此在人文学科之中,文学传统具有永久的意义,其传播过程表现出内敛性和凝缩性,而文学阐释总是置身于历史过程之中,与文学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与科学传统在自然科学中的意义迥异其趣。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在总体上是互补相融的,这两大学科必须携手并进、共谋发展,而文学传统也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得到发扬光大。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0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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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别

      现在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视为相互对应的两大学科领域,将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视为相互对垒的两大知识分子群体。

      这一界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对于传统的不同立场。

      在自然科学中历史只具有限的意义,任何伟大的科学理论都注定要被后人超越,而被超越者因其局限性大都很快被人们遗忘,但在人文学科中历史却具有永恒的价值,伟大的作品永远不会被超越,昔日的大师也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人们必须时时回到传统,从传统中吸取力量、启示和灵感,才能不断向前发展。人们可以将科学理论分出高低,譬如可以说哥白尼的天文学是对托勒密体系所取得的进步,但是对于文学作品却不能这样说,譬如不能讲索福克勒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哪个更强。另外,在科学研究中往往一次重大的发现便能改变科学的整个格局,推翻以往主流理论的正统地位,譬如拉瓦锡的氧燃烧理论一经提出,前此的“燃素说”便不攻自破。但在文学创作中无论何等重要的创获都无法遮蔽昔日大师们的光辉,譬如当今西方文学的发展蔚为壮观,但像但丁、弥尔顿、歌德、雨果、狄更斯、海明威、詹姆斯·乔伊斯、尤奈斯库等大师却仍然是在许多方面使人仰慕不已的高峰。为此除非专门从事科学史研究,后人一般不会有人再去关心过去的科学论著,像牛顿的《原理》和《光学》、富兰克林的《电学》、拉瓦锡的《化学》等早期科学著作如今已罕为人知,像《考工记》、《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古代科技典籍的作者是谁如今也常常使人感到茫然。然而即便如此,也不会对后来的科学研究造成多大妨碍,即使现今一个数学系的本科生不曾读过《几何学原本》,也无妨于他比欧几里德掌握更多的数学知识。但是在人文学科中却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不能背诵先秦诸子散文和唐诗宋词,不能熟知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那他绝非一个好学生,如果一个作家对于古今中外文学缺乏广泛的涉猎,不具备丰厚的文学素养,那他的创作也绝难到达一流水平。可见以往典籍文献的保存对于人文学科的意义非同小可,如果说过时的科学文献即便遭到散失对后来的科学研究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的话,那么以往文学遗产的散失对于后世文学的发展则绝对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损失。

      说到底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对于传统的不同立场取决于这两者学科性质的殊异,对此可以从创造活动、文本形式和阐释方法三个方面来看。

      二、创造活动:兼容与兼并

      自然科学旨在发现未知事物、开拓未知世界,科学家是通过对于客观事实和自然法则的发现而证明自身的存在、上升到最高生存境界的,阿基米德在发现水的浮力原理后竟欢呼着从浴缸里赤身裸体跑上大街,凯库勒对于蛇咬尾巴式的苯环结构的发现乃是在睡梦中念兹在兹上下求索的结果。人文学科旨在为人类寻求精神寄托并为之构建象征性的产品,人文学者是以主观意志、愿望、情感的表达和抒发而证明自身的存在并上升到最高生存境界的,司马迁为发愤著书甘愿忍受奇耻大辱,李卓吾宁可身系囹圄、以颈就刃也不忍将著述藏于名山、投于水火。科学家的工作是一种创造,人文学者的工作也是一种创造,但两者的心理结构不同,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需要想象,但其想象只是理智的辅助,想象只有在理智的规范和引导之下,才能使其创造活动切合客观事实和自然法则;人文学者的创造性活动也以想象为不可或缺的心理功能,人文学者的想象也必须契合客观规律,但它在客观规律面前更多表现出人类精神活动的超越感、解放感和自由感,它可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既然自然科学以发现未知世界为宗旨,而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使以往的发现成为明日黄花,那么科学研究势必透出一股向前的冲力,批判和变革成为它对传统所持的基本姿态,如“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拉瓦锡革命”、“爱因斯坦革命”等科学史上的重大变革都冠以激进的“革命”字样。E.希尔斯说:“科学认识以一系列的发现构成,每一个后来的发现都使从前的发现过时。科学的这一形象无疑将科学置于与传统连续不断的冲突之中。即便是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单从他自己的观察起步,他必须以其前辈的结论作为出发点,但他的任务还是去更新他所接受的知识。发现者的职责是摧毁沿袭下来的传统,给后来的科学家提供一个更好的传统。这样,就出现了循环——接受传统,废止传统,创造并延传传统,废止传统……”(注:E.希尔斯:《论传统》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就使得自然科学中证伪理论的提出成为必然,这一理论的要义在波普尔“证伪主义纲领”的结论中得到了精当的表述:“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注: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第5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这就是说,可证伪性不是理论的欠缺,而是理论的长处,判断一种理论是否科学,依据就在于其可证伪性,一种理论的可证伪度越高,它便越是符合科学。人文学科也需要不断推陈出新,也需要对传统进行证伪,如杜甫《戏为六绝句》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但这并不导致对传统的弃置,而是表现为对传统的兼容,几千年中外文学的长足发展不曾使得古希腊悲剧、中古英雄史诗和《诗经》、楚辞过时,后者至今仍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必要的资源,文学史上开风气者如曹操、韩愈、歌德、司汤达等的业绩也不像科学史上那样轻易被称为“革命”,总之人文学科就像陈列众神像的万神殿,不会因接纳新的神像而驱逐别的神像。从学理上说,人文学科对于传统所持的这种兼容立场其原在于它所致力表达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欲望原本就是个别的、特殊的、一次性的,而且是无差等的,对其可以分出新旧,但无法分出优劣,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乃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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