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文化分延

作 者:

作者简介:
一韦、刘弘九,现为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长春 邮编:130023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9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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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现代西方社会由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社会进入以信息化为表征的所谓后工业社会阶段,而现代西方文化也随之全面推进到后现代主义时期。作为当代西方“显学”的后现代主义不仅反映出西方文化新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标示出了它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承续”的逻辑必然性。因此,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成为本世纪文化发展和精神流变的内在轨迹,而由作为现代主义最顽固的堡垒的结构主义和在其内部产生的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颠覆正是这一轨迹发展的清晰线索,这是因为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理论构成了后现代文化的理论支柱当然也就构成了后现代诗学的精神底蕴。本文试图通过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化分延的分析,揭示两者对当代的人文精神和后现代艺术的交互影响。

      一

      结构主义作为当代西方较为重要的一种文化思潮,兴起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于1966年曾专门举办一次关于结构主义的讨论会,会议的论文集题目为《批评的语言和人类的科学:结构主义论战》。这足以看到这种思潮影响的广泛性。罗伯特·肖莱士的《文学中的结构主义概论》的序言中认为,结构主义“是一个全面的思想运动——历史上不时出现一些思潮,席卷一种文化的各个领域,使该文化中最不相关的各种成份朝同一方向推进,结构主义也就是这样一种思潮”(注:罗伯特·肖莱士:《文学中的结构主义概论》,耶鲁大学出版社,英文版第7页。)。

       结构主义的思想先驱、 瑞士语言学家斐迪南·德·索绪尔(F ·Saussure),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5)中认为,“语言”和“言语”是有区别的,“言语”是个别的现象,因而显示无序状态;而“语言”是群体的文化现象,自身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语言决定言语,任何脱离语言系统的言语都没有意义。索绪尔作这种区分的同时,又把语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区别开来。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更强调共时性,主张从语言结构的共时性研究中找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在要素与整体之间后者更为重要,这就是后来成为结构主义模式的结构理论。

      “结构”是结构主义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但人们对它的解释不同。其中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出自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u Piaget)。 他认为所谓结构就是由具有整体性的若干转换规律组成的一个有自身调整性质的图式系统。“一个结构包括了三个特征: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注: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第2页。 )整体性是指按一定规律组合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转换性也叫同构性,即结构内部各要素按一定规律交换,这些转换规律起建造结构作用,决定结构的界线。自律性指结构内部各要素相互制约、互为条件不能被外部影响的性质。

      结构主义是关于世界的整体思维关系的学说。这种新的观念即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由事物构成的观念,就可以确切地称为“结构主义者”的那种思维方式的第一条原则。简言之,“这条原则认为,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的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注: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9页。 )正是在整体的关系中,寻求恒定的结构,并将这种结构当作固定的模式或法则去分析世界,而整体性正是文化所具备的重要特性之一。

      结构主义用被乔姆斯基称之为“深层结构”的方法去解释人和文化。这些“深层结构”是人类心灵活动的原则,它是无意识的,结构主义企图去发现这种深层结构,并以此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文化学基础。

      二

      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以德里达(Jacques Derride)于70 年代发表的《言语和现象》、《书写语言学》、《写作与差异》为标志。德里达学说的基础可以看作是“消解哲学”。“消解”(Destruktion )一词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能够找到它的对应物,这就是“Destruktion”,它含有分解、揭示、解出等意思, 指那些被消解的东西可以在被怀疑和超越中去把握。德里达要消解的就是西方出场的形而上学和言语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传统。德里达认为出场作为本体论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动因”以及笛卡尔的主体观等都属于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神学”(Ontotheological)的形而上学的“出场”(Presence )范畴。当然,“出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把本体的存在当作表示时间实体,这表明它们是在确定的时间方式“现在”——“出场”的。这样,“出场”否定了过去与未来,仅以凸现“现在”的方式存在,就使得我们的思想完全被“现在/出场”的观念所支配,也就是被形而上学的绝对的权威观念所支配。德里达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这就是对其进行消解。消解的战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颠倒。在经典哲学和结构主义那里,“二项对立”的观念是其分析事物结构的基本方法之一,如主体与客体、能指与所指、现象与本质等。德里达认为这种二项对立并不等量齐观,大多数的情况是两个名词中一个粗暴地统治着另一个,或者说在逻辑上其中的一个占有较高的地位。对于这种对立最好的消解办法就是颠倒,就是将处于主体地位的名词或实体打翻在地,从而达到消解的目的。其次是改变。颠倒只能是重新组织的开端,而改变则是通过颠倒,防止旧的对立简单地重新构成自身,同时引进新的概念。例如,要想消解言语的特权,第一步就是赋予写作以特权,第二步才是重新定义写作。这样,就达到了消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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