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化”·“语义化”·“意向化”

——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路径之比较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启超,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周启超,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湖南 长沙 410000

原文出处: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特征论者”雅可布森以“形式化”视界提出“文学性”命题,“功能论者”穆卡若夫斯基以“语义化”视界拓展“文学性”空间,“合成论者”英加顿则是以“意向化”视界进入“文学性”生成机制。他们在言说“文学性”这一命题时,实际上很少关心什么是文学性,而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他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一概念时,实际上很少是在对文学是什么加以界说,而更多地是在言说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路径。他们的探索表明:“文学性”理论的建构是可以不断深化的。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6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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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20(2006)03-0104-07

      在“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于所谓“全球化”浪潮中已成为文学研究新时尚的这些年里,当代文论几乎终止了对“文学性”的追问。

      然而,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内在逻辑却难以弃却“文学性”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一方面,如今的“文学”似乎消融在多介质、多媒体的“文本”之中,弥散于其意义在无限“延异”其所指无法断定的“话语”之中,文学研究在其“文化转向”中开疆拓土,飘浮扩张,文学的“独特性”已然变得不可思议,难以界定。另一方面,“文学”之为“文学”的性质特征,关乎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的宗旨与使命,关乎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边界”与“志业”,依然是“文学理论”这门现代人文学科应当面对的基础问题,是如今依然在“文学理论”园地耕耘者不可悬置的首要问题。

      试问,艺术研究可以只侈谈“艺术文化”而回避艺术性的探讨?美学研究能只侈谈“审美文化”而抛开审美性的追寻?

      “文学性”作为20世纪外国文论的一个关键词,进入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场,更是近20年里才有的事,是对域外新说大开放、大吸纳的新时期所面对的新命题。然而,国人对这一域外学说的“拿来”方式,却是耐人寻味的。从钱佼汝的《“文学性”和“陌生化”》[1]、方珊的《雅可布森的语言学诗学观》[2] 到史忠义的《关于“文学性”的定义的思考》[3]、周小仪的《文学性》[4],都指出“文学性”这一命题出之于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出之于罗曼·雅可布森,但所征引的话均不是雅氏的原文。由英文或法文对雅可布森在《俄罗斯最新诗歌》一书中那一段话的转译,出现了不同的版本。“文学性”的内涵在不同的版本中便有了不同的解读。

      钱佼汝先生将“文学性”看成俄国形式主义早期的两大理论支柱之一。他是从耶鲁大学教授维克多·埃利希的《俄罗斯形式主义:历史与理论》一书中转引出雅可布森的那一段话的:“文学研究的主题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方珊先生在评述雅可布森的学术业绩时写道,雅氏主张把“文学性”作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方珊是从英国学者安纳·杰弗逊和戴维·罗比等人合著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一书中转引出雅可布森的那一段话的:“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史忠义先生在概述西方学者关于“文学性”的五种定义时,将第一种称为形式主义的定义。他是从雅可布森的论文集《诗学问题》法文版转引出雅可布森的那一段话的:“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

      周小仪先生认为“文学性”在雅可布森那里是意指文学的本质特征。他是从艾亨包姆的《形式化方法的理论》这篇文章的英译本转引出雅可布森的那一段话的:“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雅氏关于“文学性”的同一段话,在其由俄文—英文—中文的“理论旅行”中,或在其由俄文—法文—中文的“理论旅行”中,至少有了上述四个不同版本。这几种译文的意思看上去大体相近,但仔细推敲,不同的表述仍带有转引者对“文学性”不同的解读。或者说,正是转译中用语的差异,孕生了对“文学性”在不同界面不同所指的不同表述。

      “文学性”这一概念究竟在言说什么?它是在探讨“文学”的区别性特征,在描述那种区别文学和非文学的标志,是用于“何谓文学”的界定?还是在探讨“文学研究”这门学问的区别性特征,在描述那种区分“文学科学”这门学科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标志,是用于对“文学学何为”的追问?如果说,“文学性”这一概念用于“是否是文学”的鉴定,因而属于文学本体之认识论范畴,那么,“文学性”这一命题用于“文学学”这一门学问的建构,就是文学理论这门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轴心参数,就是文学研究守护本位这一学理上的自觉诉求,因而更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导引。

      “文学性”是罗曼·雅可布森首先提出,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一个核心理论,更是为整个现代斯拉夫文论所钟情的一个轴心理念。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执著于“文学性”求索的,不仅有雅可布森及其“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也不仅有以复数形式涌现的各种形式主义流派。在那年代,不论是重语言艺术形态的“解析流脉”文论,还是重文化意识形态的“解译流脉”文论,抑或是穿行于“解析流脉”与“解译流脉”之间的“解读流脉”[5],对“文学性”命题的探讨都是颇有贡献的。至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现代斯拉夫文论的第一个黄金时段,潜心于“文学性”理论的,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捷克,还有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文论”,在波兰,还有罗曼·英加顿的“现象学文论”。

      罗曼·英加顿、扬·穆卡若夫斯基和罗曼·雅可布森这三位学者的名字,可以说,是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学说发育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三个里程碑。

      要把握罗曼·雅可布森(1896—1982)于1921年提出的“文学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自然要将它置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理论探索的历史语境。雅可布森关于“文学性”的那段话,乃是对这个学派在“文学科学”的对象上、在“文学材料的特殊性”上的基本主张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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