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是西方二十世纪两个最主要的文论思潮，因为它们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并且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这里所说的形式主义，指的是二十世纪受到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的启发，以文学作品为关注中心，以文学语言、形式、结构为研究对象的文论派别，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表面看来，这两个思潮似乎最具有异质性：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视文学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功能，形式主义文论看重文学的自身特性。但是，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正如美国学者厄尔利希所说的，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的文学论争中，“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便是核心问题。”①英国学者托尼·本尼特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已经发生并且卓有成效，虽然这个对话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主流影响不大。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批评试图整合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面的一些成果时，形式主义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批评产生了一种边缘性的影响。”②本尼特说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况。自那以后，形式主义文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批评的影响日益显著。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形式主义文论之间的冲突、对话与融合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最值得注意与深思的现象之一。具体表现为，在二十世纪中前期，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之间，二者以冲突和对立为主，但在卢卡契、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和部分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那里，也出现了与形式主义对话与结合的尝试，到二十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结构主义文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转折与调整，走向多方面的对话与结合。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形式主义文论的关系的演变历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俄国，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文学现象的文论派别与形式主义产生了论争与冲突。形式主义以语言与形式界定文学的特点，坚持艺术结构本身的非社会性，而马克思主义文论将文学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这就产生了两种艺术观念的冲突。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批评了形式主义的基本艺术主张，如陌生化概念是与脱离现实联系在一起的。但他承认，艺术创造包含了“根据艺术的特殊法则对现实的扭曲和变形”，在文学批评活动中，“一件艺术作品，首先要根据它自己的法则，也就是艺术的法则来判断。”所以托洛茨基认为，“形式主义方法如果被限制在合法的领域之内，可能有助于阐明文学形式的艺术的和心理的特性。”③这暗示了形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补充。由此也见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看待文学立足点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文学的根本属性，同时也承认艺术形式作为文学自身法则的重要性；而形式主义关注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特殊性，坚持把文学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区分，认为文学和文学形式本身具有自足性。按照对形式主义持批评立场的巴赫金的说法，“形式主义者的区分特点的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是完全对立的。他们把区分特点设想为对某一意识形态领域的隔离，与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一切别的力量和能量的隔离。他们把特点、独特性设想为对一切别的事物的保守的和敌视的力量，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辩证地理解独特性的，因而不能把独特性与社会历史生活的具体统一体中的生动的相互影响结合起来。”巴赫金认为，“每一种文学现象(如同任何意识形态现象一样)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的。从内部——由文学本身所决定；从外部——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所决定。不过，文学作品被从内部决定的同时，也被从外部决定，因为决定它的文学本身整个地是由外部决定的。而被从外部决定的同时，它也被从内部决定，因为外在的因素正是把它作为具有独特性和同整个文学情况发生联系(而不是在联系之外)的文学作品来决定的。这样，内在的东西原来是外在的，反之亦然。”④不过，在巴赫金将对文学的外部考察与内部考察结合起来的做法中，也包含了对形式主义内在研究法的某种肯定与借鉴。 其次，如同巴赫金所说，马克思主义重视文学的历史性或历时性，而发端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式主义注重共时性，这也是一个争论的根源。托洛茨基声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某种艺术倾向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何以产生以及如何产生的原因。”⑤后来，新批评派的韦勒克承认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的主要分歧所在，“回顾马克思主义批评，我们应该赞扬其对以前常被忽视的文学的社会根源及含义的关注，而真正的批评很少进行这方面的系统研究。”⑥他所说的“真正的批评”其实就是指形式主义批评，而对文学的社会根源及其含义的关注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征。 再次，马克思主义包含了解放全人类的政治目标，显然与形式主义对独立的文学科学的追求及其客观主义研究立场不相吻合，形式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原因之一便是后者的政治诉求。新批评派的布鲁克斯说，“将美学判断与道德判断纠缠在一起会导致一个典型的困难，那就是将美学价值捆绑在道德系统上面：诗歌会成为宗教或道德的仆女，无论是在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其他人那里，就是这样。”⑦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确难以调和。曾被视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都塞曾对结构主义的非政治化倾向提出批评，而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政治诉求进行辩护。他说，结构主义的总倾向是“唯理性的、机械的、尤其是形式主义的倾向。说到底，结构主义(最好还是说某些结构主义者)趋向于认为，真实是由要素随意混合而成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区别不仅在于前者重视过程对结构的优先性，还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倾向(倾向性规律、倾向性过程的规律，等等)的概念是个关键的概念，……在倾向的概念中，不仅显露出过程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主义不是结构主义，不仅因为它断言过程对结构的优先地位；然而，这也还不够)，而且还显露出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更为重要的东西，即倾向的特殊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绝无仅有地成为一种革命的科学。”⑧ 但是，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也有人如俄国形式主义者艾亨鲍乌姆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巴赫金等人便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有对话的可能性。艾亨鲍乌姆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不是完全不相容的：前者是一种历史哲学，后者属于个性化的人文科学，即文学研究；前者研究社会变化的历程，而形式主义的文学研究主要应对的是文学形式与传统的演变。在艾亨鲍乌姆看来，关注演变过程的共同兴趣会提供二者相互结合的基础。⑨艾亨鲍乌姆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都有对文学现象作历时研究的可能性，这一点十分重要。巴赫金则对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冲突做了认真的反省，“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多数场合都承担捍卫内容的任务，但是在捍卫内容免受形式主义损害的同时，却把这一工作不合适地同诗学结构本身对立起来。随便地回避了内容在作品结构中的结构功能问题，好像没有看到这一点似的。而问题却恰恰就在这里。”巴赫金从当时的文学论争中，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主义批评内容形式二分中所存在的理论间隔或裂痕。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必须填补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般学说与对特殊问题的具体研究之间的空缺。”⑩即需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与方法和文学形式的具体研究之间的沟通与转换环节。这就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能否重新界定语言、形式、结构在实现意义中的功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得以借鉴形式主义的洞见和技术。二十世纪中前期，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是巴赫金、法兰克福学派，二十世纪后期的代表人物则是詹姆逊、伊格尔顿，而在理论上对二者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的是卢卡契和托尼·本尼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