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0)03-0108-06 一、个人跳不出的手掌 这已经成为一条规律了：传统乃是个人跳不出的手掌。有意为之的传承固然不必说，在不知不觉中为传统所制约的事情也是随处可见，即使是那些与传统持尖锐对立态度的人，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找到传统留下的痕迹。处于文学传统影响之下的个人也是如此。 古往今来，无数优秀作家的卓著成就的取得，往往是得到了他所接受的文学传统的助力，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看世界，收割别人种下的庄稼。英国批评家T·S·艾略特在其题为《传统与个人才能》的著名论文中指出：“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我并非指易受影响的青年时期，乃指完全成熟的时期。”[1]后人对于文学传统的继承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以往文学作品的主题、情节、人物形象，以往文学所形成的原则、文体、风格特色，以往文学所运用的技巧、手法、语言等等，都常常被后来的作家有意无意地借取，成为他采摘硕果的垫脚石。就拿情节的因袭来说，在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莱特》中，不是可以看到对于荷林西德的轶事、普鲁塔克的《传记》和中世纪的故事集《罗马喻世录》中的片断进行改编的痕迹吗？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不是也可以发现对于16世纪德国的民间故事书《浮士德博士的生平》和马娄的剧作《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情节的采用吗？ 说出这一点可能让人感到惊诧，其实这是艺术史上屡见不鲜的事，作曲家亨德尔曾把阿尔尼的乐意抄进了自己的作品，贝多芬曾重复过莫扎特作品中的某些乐章，画家透纳曾吸取克劳德·洛兰的作品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作家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一部分归功于作家本人，一部分则理应归功于他所传承的文学传统。虽然这种传承尚不足以构成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占，但严重的已属于准抄袭行为。人们常常更多从反面去看待抄袭行为，但却忽视了这一事实：没有各种各样的抄袭和准抄袭，文艺创作也就不能发展和提高。科林伍德就曾认定这一点乃是美国现代艺术衰退的原因之一，他说：“19世纪产生了一部新的艺术道德法典，依据这部法典，抄袭就是犯罪。我不想发问，无论是作为原因还是作为结果，这和当代艺术的荒凉和平庸有多大关系，我只想说，这种围绕个人财产打转的愚蠢活动必须停止。画家、作家和音乐家能够使用的任何东西，只要他们在任何地方能够找到，那就让他们用双手去偷吧。”[2]这里话虽说得过激一点，但也不无道理。由此可见，文学传统对于个人才能的作用实在不可小觑。 进而言之，那些以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出现的个人终究还是不能摆脱传统的制约。近代以来反传统成为时髦，离经叛道、标新立异成为一件时人趋之若鹜的大雅之事，这在现代派文学那里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达达主义”就曾公开宣示其宗旨：“每个人都呼喊吧：我们有大量摧毁性的、否定性的工作要完成。清扫，冲洗。经过一种疯狂、一种极度疯狂的状态之后，个人的廉洁从一个落入强盗之手的世界中完整地显示出来，这些强盗们正在撕裂和毁灭着世纪。”[3]但是即便如此，这些激进的反传统者的创作也不能完全剪断传统连在它们身上的脐带，不能抹去传统留在它们身上的胎记。像表现主义小说在运用象征手法渲染环境氛围上就深受18世纪“哥特小说”的影响，存在主义小说在塑造那种争天拒俗、桀骜不驯的“反英雄”形象时甚得历史上“流浪汉小说”的真传，在意识流小说表现人的直觉和下意识的手法中可以发现左拉的自然主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观念的影子，在法国“新小说”取消人物、情节、场面的做法中可以听见福楼拜关于“间离效应”主张的回声。总之，无论人们做出何种偏激的声明或宣言，其实都不可避免地为传统所左右，要想完全摆脱传统的羁绊，实在比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还要困难。 二、个人作为历史表象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T·S·艾略特在肯定文学传统对于个人才能的意义之后，随即补充道：“然而，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我们见过许多这样单纯的潮流很快便消失在沙里了；新颖总比重复好。”[1]这就是说，不仅个人才能离不开文学传统，而且文学传统也离不开个人才能，文学传统只是在那些参伍以变、革故鼎新的人手中方能生生不息地得到延传，或者说，文学传统就是由这些富于创新精神的个人的辉煌成就连缀而成。例如我国古代散文的在唐代的延传就是以一批高蹈卓立、驰骋千古的文学家作为历史表象的。一般认为，唐代散文历经三变： 唐有天下凡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若乃其气全，其辞辨，驰鹜古今之际，高步天地之间，则有左补阙李君。（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大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絺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大历、正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宋祁：《新唐书·文艺传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