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冠以“新”和“后”的学术名词漫天飞舞之后，在学术界多少显得有点“一地鸡毛”之时，我又于精通时事的师友们那儿听到一个颇富创意、耐人寻味的新词：“大文学理论”。 仅因“大文学理论”未用“新”和“后”字，而用了一个“大”字，就足以引起我的注意。本世纪初，李大钊先生曾在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中对“大……主义”进行过一番精采的剖析与批判，揭示“人之欲大，谁不如我”这一普遍的心理现象，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种种“大”字之中所包含的“专制”本质。自此之后，好用“大”字的人似乎并未有所收敛，“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便是众所周知的实例。“大”字用得那么红火，可谓史无前例。“大”字包含的“专制”本质，可谓被李大钊先生不幸而言中。浩劫之后，国人似乎领教了种种“大”的滋味，一改贪“大”习气。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又染上了喜“新”的恶习。开口“新”这个，“新”那个，一时之间颇有些“新”“新”相连，“新”“新”相映的动人景象。“新”过之后，不再“新”鲜，继而冠之以“后”字，“后”这个，“后”那个，无所不用其“后”，欲求其“新”，欲令其“新”。唯“新”主义者们策划的这场世说“新”语，致使我国学术领域、意识形态风云际会，扑朔迷离，深奥莫测，人心唯危。一时之间，做学问像是做坏事，搞文化像是搞阴谋，满口“行话”、“黑话”像是坏人在用暗号接头。某些学术圈内的人也不禁皱眉相问：这学问，怎一个“新”字了得？怎一个“后”字了得？甚至传出这样的笑话：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由于一位向来守旧的老教授突然启用大量自己以前深恶痛绝的新术语，致使一位向来以先锋学术新秀自居的瘦弱青年大惊失色，当场晕倒。 然而当下我的诸位师友重搬国人并不陌生的“大”字出台，且说要走向甚至跑向“大文学理论”，这既无“专制”之嫌，也非取宠之举，更无制造热点之意，否则他们就不会只关在教研室内一再讨论，而是在外面大肆张扬，以求轰动了，更无需我为此费舌了。 德高望重的导师主持了三次讨论，并对“大文学理论”进行了自己较为令人信服的描述，尽管这种描述还有待进一步上升为界定。他说，当下的文学理论已与80年代初的文学理论判若云壤。当下的文学理论话语表现出高度的文化化、批评化、泡沫化、制作化、平面化诸特征。杂语喧哗，话语宽泛，价值失范，学风浮躁。许多文学理论学者阐发的理论多少有点像是文学理论，又多少有点不像是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学者大多是一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神态，传统意义上的热衷和局限于奢谈文学典型与本质的文学理论已无人问津。兴起的“大文学理论”采取一种泛文化姿态，“共同体”的话语是其身份证、通行证与护身符。其学术热情集中表现在“洋为中用”，并潜在着成为西方文化在华的总代理和远回声的危险。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 二、后殖民主义文化问题。 三、人文精神问题。 四、终极关怀问题。 五、知识分子定位问题。 当代知识分子不论是被定位在庙堂知识分子、广场知识分子层次上，还是被定位在市场知识分子和岗位知识分子层次上，都面临着社会转型、文化变态所带来的边缘化窘态。回到中心，争夺话语权以及成为文化英雄是他们主要的心态，而规范社会生活与提供生存价值与意义的冲动则是他们由来已久的古典情结。总之，文学理论这宗传统的文学产业已在大众商业文化的态势中嬗变为“他者”——一个巨大的“他者”，一个即使我们不向它走去，它也注定要向我们走来的“他者”，这个巨大的“他者”的身影，正在迅速遮蔽那个“灯火阑珊处”的“小文学理论”…… 且不论“大文学理论”的到来、我们正在迈步走向“大文学理论”这样的说法是否有点像“狼来啦”那则童话，也不管叫声“狼来啦”，“狼”后来是否就真的来了。然而，无孔不来风，不可否认，“大文学理论”的提出，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契机。 在文、史、哲不分家的先秦，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诸种“可以”，外加“迩”、“远”、“多”，可谓将真、善、美的内容都囊括在诗学范围之内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类的思维就处在这样一种混沌初开的状态。直到近代，人类才初具探究“真”的科学体系，规范“善”的伦理学体系，以及揭示“美”的美学体系。然而，作为美学，不仅是这三者中最年轻的学科，也是最有争议、最成问题的学科。自德国近代美学家鲍姆嘉通为美学正式命名以来，众多的美学家各执己见，康德认为美是超功利性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狄德罗认为美是关系，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美是生活，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连一些诗人、作家也卷入美学家的讨论之中。十九世纪初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名诗《希腊古瓮颂》中的“美即真，真即美”在当时曾作为佳句广为传诵，到了二十世纪初，美国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却对此不屑一顾，讥为败笔。真、善、美并非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似乎已成常识。就在美学研究似卓有成效而又一筹莫展之际，英国语言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凭借数理逻辑之“真”，指出“善”和“美”都不过是哲学上的假命题（也称伪命题或伪题，相当于洛克的空言命题或无聊命题）。这无疑是对美学的一次颇具威胁的颠覆与放逐，从而对全球的人文学者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