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一个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时代，而21世纪则将是一个世界各民族文化大对话的时代。在未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化能否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能否贡献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论家和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理论？这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摆脱代洋人立言的失语症状，摆脱目前这种“除却洋腔非话语，离开洋调不能言”的尴尬局面，取决于我们能否为世界贡献一套新世纪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取决于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是否能够做到以本民族的话语言说本民族的存在，从而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学术代言人。这就是我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这一任务的基本出发点之所在。 所谓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并不是简单地回到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去，也不是在西方现有理论上作些中国特色化，搞类似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或“无边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那样的拚合或修补，而是要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汇中西，自铸伟辞，从而建立起真正能够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学术表达并能对其产生影响的、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为了实现这一设想，对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并使之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工作，将成为重建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是：首先进行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然后使之在当代的对话运用中实现其现代化的转型，最后在广取博收中实现话语的重建。 一、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 话语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思维、言说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法则，是一种文化对自身的意义建构方式的基本设定。 20世纪是中国人经过痛苦的反思，在文化上“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世纪。面对着中西方剧烈的文化冲突，中国人以其固有的海纳百川的气度，从西方拿来了各种主义。这是一次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的全面输入，仅就文学理论而言，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当今五花八门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数千年来建立的各种体系我们统统都拿来了。我们不仅拿来了，有的还成为我们思维的基本模式，我们言说的基本话语，其中尤以从苏俄拿来的那套别、车、杜，外加工具论的文学理论话语的地位最为突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规模的拿来主义似乎有点违背了初衷，我们逐渐被拿来的东西淹没了。我们学到了别人的理论话语，却失去了自己的理论语言。结果我们不是用别人的文学理论来丰富自己的文学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被迫用别人的话语来言说自己的生活，理论家们言洋人之所言，想洋人之所想，中国大地成了各种外国理论武器大比武的场地，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却消失了。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已经明显地感到借来的鞋总难以合自己的脚，别家的话语难以言说自家的存在，尽管我们能够体察到自己的存在，却无法言说出自己的存在，一旦我们离开了别人的基本理论范畴，我们就无法思考，无法言说了。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贫乏的基本原因之所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学理论话语的“失语症”。（详见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化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文艺争鸣》1996 年第2期等文）所谓“失语症”，并不是说我们的学者都不会讲汉语了， 而是说我们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因而难完成建构本民族生存意义的文化任务。 “我们作为批评家，是否能避免与‘理论’的一种‘模仿鸟’关系，一种注定是派生的，经常发展到拙劣模仿程度的关系？”（小亨利·路易斯·盖茨《权威、（白人）权力与（黑人）批评家；或者，我完全不懂》，见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第222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美国黑人理论家小亨利·路易斯·盖茨提出的这一尖锐而深刻的问题，不仅每一个黑人理论家无法回避对此作出回答，而且也是每一个中国理论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有建立在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生存基础上的理论，才是真正有生命的理论。因此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首先就要求我们回到自己的精神田园中去耕耘，回到本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上。“田园将芜，胡不归？”这块园地和这个根基已经荒芜多时了，它在呼唤着理论家们的回归。 既然失语症的实质是范畴和运思方式和文化根基的失落，那我们重建中国学术话语的工作也就要首先从发掘和整理中国传统话语入手，从现代的学术视点出发，对传统文论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清理，对传统文论的思维、言说方式进行重新审视，对其传统文论的范畴和言说方式的内在文化意蕴进行更深入的发掘。 对传统文论中的概念和范畴的清理是整个工作的一个基础。女权主义和黑人理论家在建立他们的话语时，也是以术语建设为突破口的。黑人理论家小亨利·路易斯·盖茨明确提出了用黑人习语建立黑人文学理论的奋斗目标，以便“为土生土长的黑人批评原则命名并把这些原则用来阐释我们自己的文本”。盖茨说：“因为正是语言，黑人文本中的黑人语言，表达了我们文学传统的鲜明特性。一个文学的传统就像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过去、它的被公认的传统所决定的。”（同上第225—226页）盖茨说：“我们以谁的声音讲话？难道我们只是重新命名从白人那一方那里接受过来的术语吗？正由于我们必须鼓励我们的作家去迎接这场挑战，作为批评家的我们也必须求助于我们自己思想和感情的特殊黑人结构以发展我们自己的批评语言。我们必须通过求助黑人土语——当没有白人在场时，我们相互间讲的语言——来做到这一点。我的中心论点是：黑人用黑人土语使他们的艺术和生活理论化。除非我们求助于土语，以使我们的阅读理论和模式具有坚实的基础，否则我们必将淹没在内拉·拉森的流沙中……。”（同上第230 页）盖茨等文论家以自己的语言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的努力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是因为它代表了未来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趋向，指示着一个各民族文化平等对话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