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今日的中国文坛，可以用下列词语加以概括：丧失了灵魂的文学、丧失了尺度和趣味的批评、丧失了基本洞察力的理论。文学，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代表和精神象征，它的堕落显示了整个社会和总体精神风貌的萎靡和人文价值的全面崩溃。社会的价值失范、心理失衡、大众传媒的混淆视听……这种种状况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纵深层面投放了大批的污物，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氛也因此被弄得乌烟瘴气。半生不熟的西方理论的争相引进和生搬硬套，非但没有廓清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反而把许多原本较为清晰的见解搅成了一笔糊涂帐；另一些人则摆出一副“国学”嘴脸，将陈腐的“唯考据主义”翻腾出来，似乎这才是“九十年代的治学风范”，与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浅薄浮躁”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争当西方思想的代理商、推销员的“西学引进派”尚有一丝文化的敏感的话，“国学复兴派”则完全无视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一味在古人的衣钵里打转，没有丝毫的出息可言。而当代作家的自我标榜和唯我独尊，一遇批评便大发“泼妇之怒”，使人们残存的一线希望迅速熄灭了。中国文学进入了历史上罕见的丧失了基本价值乃至基本体面的“无耻时代”。 一、大文学理论：从文学到文化 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化的多元性。每当官方意识形态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时，各种文化冲动便寻求自己的价值表现和在整个价值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文化的包容性因此大为增强。文化多元主义必然带来价值等价主义、价值模糊和价值的无价值化。这样，文化保持了它的多样性和活力，却丧失了它的价值判断能力。文化开始变得无处不在，同时又令人觉得无所适从。 与之相反，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表达的审美意识形态，它从来就是一种鲜明的价值判断。它在表达人类生命体验的诗性活动中，显示了人（作家）对外物的感受和表达能力的自然差异。这些差异自然显现出高低等次之别。同时，文学的目标和生存条件是外在文化环境的宽松和内在境界的不断提升。这样，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就表现为文学对文化的依赖和提升。在很多情况下，文学就是文化的价值判断。 文化作为一个价值对等的整体，无从判断其自身。它的根本特性是兼容并包。而文学，适足以为它提供了一种价值尺度，向它显示何为真诚、善良、美丽，何为虚伪、邪恶、丑陋……当然，哲学和历史也提供类似的尺度，但远不如文学那样深入人心。 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个自足体。它要对文化施加影响，它要提升文化的境界。事实上，一切文化通过文学完善自身，使自身摆脱粗糙的物质形态，进入文学的审美境界，获得在历史长河和世界民族与文化之林中独立标明自身的特质、韵味和风范。文学是文化和自我完成。“说来也怪，一个民族，只有等到与她的灵魂相配的诗人出现，她的事业才算完成”（惠特曼：《草叶集》序言）。 然而，由于文学使用的媒介是用于人际交流的普通语言，历代文学家都有对其刻意雕琢以显出文学（特别是文学家本人）与其他文化形式（特别是其他文学家）的不同之处的倾向。这种倾向的恶性发展便是文学中人文关怀的全面丧失。文学不再关怀人，不再关怀世界，丧失了基本的文化敏感、文化热情、文化信念，从麻木冷漠、自私自利到公然站在反文化的立场上。文学的自我封闭和藐视文化的姿态，并没有使其升入“形而上学的”或“现象学的”纯净之中，反而使自身的生命陷于枯竭，并被新兴的文化形式推到文化舞台的角落里。当代摇滚乐对先锋诗、电影对小说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既然我们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对爱与柔情的向往通过摇滚乐手的歌声已淋漓尽致地倾诉出来，既然我们的自恋情结、青春崇拜、对传奇、梦幻、神话、乌托邦的需求，通过流动的电影画面获得了满足，我们又何必去啃那无法卒读的《尤利西斯》！该书连心理分析大师荣格都读不下去，读时数度睡去，并且引得荣格巧妙而深刻地以叔父的话为作者的精神病作了恰当的诊断：“你知道上帝如何惩罚地狱中的魔鬼吗？让他企盼着！”（荣格：《尤利西斯：一段独白》，《心理学与文学》） 《尤利西斯》是本世纪的一场文学灾难和文化灾难。它是对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的精神报复，又是这场可怕报复的可怜的牺牲品。它向读者的忍耐力挑战，开以释义为己任的批评家和理论家的恶毒玩笑（这一点倒值得同情），它把所有接触这一文本的人都折磨成魔鬼，置他们于人文地狱之中：这里没有理解、交流、美，只有枯燥、琐碎、荒诞……同是乔伊斯，《都柏林人》中、尤其是那光辉绝世的篇章——《逝者》的深湛的诗意、对世界命运（也是对读者）的温柔的怜悯和痛惜之情所透露出的、人性的温暖、心灵的柔和的光辉……此刻已荡然无存。《尤利西斯》时期的乔伊斯，高踞于世界命运和芸芸众生之上，发出讽刺的冷笑：《尤利西斯》，作为极端状态的现代主义文本，是人道主义的死亡。 与这种倾向相联系，理论界也开始盛行文本主义、唯学问主义的研究，似乎“躲进小楼成一统”，便可以闭眼不看外面的现实。 然而文学毕竟要面对人的世界。它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成果，与人道主义、与文化之间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它如果贯彻反文化的立场，实际上是在致自己的死亡。恢复人文精神、恢复文化敏感，便成为摆脱当前文学创作、批评、理论困境的主导思想。 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教授在最近的一次学术沙龙上，提出了一个“大文学理论”的观念，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和热烈讨论。童教授指出：近年来文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如人文精神问题、终极关怀问题、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问题等，已远远超过一般文学理论的范围，是人文知识分子全方位地把握当代文化现实的理论企图，这种企图又多多少少与文艺理论问题相关，因此可称之为“大文学理论”。这种学术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是文学知识分子在商品社会丧失话语权的中心位置后，根深蒂固的使命感促使他们仍在寻求影响文化的途径，而现代学术“多学科融合”的理论趋势也促使“大文学理论”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