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与侨居者身份意识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岳川 北京大学 中文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侨居者的身份意识、价值归属、写作立场等,都受到质疑。论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周蕾从后殖民角度阐释中国的话语存在的问题:一、分析侨居者“看与被看”的文化身份,即从“他者”文化镜像中获得“身份焦虑”的自我审视;二、剖析在文化尴尬——语言问题的多元性和冲突性中,所遭遇西方的“他者凝视”所表现出来的“他者的他者化”的复杂心态;三、探讨后殖民文化氛围中的“第三空间”问题,指出怎样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二元对立的误区中走出来,从而有效地分析“中国问题”,使中国形象在新世纪得到正确阐释。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0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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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0)02-0150-07

      香港出生而在美国执教的学者周蕾(Rey Chow),致力于香港文化研究与后殖民文化研究,在后现代性与后殖民话语的反思方面具有前沿性和当下性。其问题意识和理论勇气使其研究有相当深度,其著述在海内外有较广泛的影响。作为一位华裔“双语精英”学者,则又可能少了一些文化历史意义的担当和中国语境切身的体认,因而显出价值的游移性和对侨居者身份的特殊关注。

      一 看与被看:侨居者的文化身份

      90年代初,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注: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台北:麦田,1995年版(英文版为明尼达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周蕾的“中国观”还是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几年以后在《写在家国以外》(注:周蕾《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讨论香港身份和香港知识分子问题,使得周蕾立场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开始对“中国性”加以批评,而张扬香港大量本土性的立场。这种根本性的转折,颇值得琢磨。

      周蕾十分关注在西方霸权的网络系统中,中国尤其是作为边缘的中国文化是如何“被看”(注:《看现代中国:如何建立一个种族观众的理论》,可参见张京媛编《后殖民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在后殖民文化中是一个基本理论维度,即通过考察“被看”和“看”的关系,弄清楚“中心”和“边缘”的权力挤压关系。在分析“被看”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研究中,周蕾用《末代皇帝》为本文展开自己的后殖民性分析。中国现代性实际上处在被西方霸权压抑和否定的历史境遇,如何在西方将中国“他者化”的进程中,弄清中国在西方的霸权话语中被逐渐女性化,对于打破传统和现代二元对立的形而上神话具有重要作用。中国问题研究不可能无视“被看”的权力压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周蕾将中国的现代处境同后殖民文化问题联系起来,应当说是有眼光的。尤其是她强调,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女性化他者”(其它文化)对西方产生的诱惑力,而且也不能不震惊于电影文化对中国的权力性俯视。在这个问题上,《末代皇帝》正好说明中国文化如何作为女性化的奇观而被“制造”出来,即在叙述中被注视。摄影机要描述的毋宁是:溥仪周围环境表现出无以伦比的视觉壮观,但他的内心世界却是绝对地孤独凄凉。而这种相当矛盾的状态,正是传统中国面临转型的一种心态和处境。

      从这个问题扩展开去,周蕾进入更大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挖掘——在西方语境中的中国学研究问题。她对一些汉学家痛惜中国变得越来越象西方的状况,尤其是对中国的科技文化甚至语言都逐渐失去“差异”的批评,深不以为然。在她看来,那种对“中国”所采取的中国中心主义的方法在文学领域里通常归纳为:如果一个人研究中国文本,那么他必须使用“中国的”方法,不能使用“西方的”方法,用“西方的”方法阅读“中国的”文本就是以前者歪曲后者,这是周蕾所不能同意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一种中西二元对立的旧理念,其往往将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研究设定为:中国只能保持古代的文化形态,才能成为西方的“被看对象”。这种汉学家的当代偏见促使周蕾思考:“为什么这些强调中国研究统一性的汉学家们没能激发出我这个中国人的热情来呢?当我应该感谢他们捍卫‘我的’文化时,我与他们的对话中缺乏了什么呢?有必要反思他们捍卫‘中国文化’的性质。我把他们捍卫‘中国文化’的性质形容为对‘真正的’起源所持的理想主义式的执迷。”周蕾进而认为,现代中国人知道自己不能墨守一个静止不动的传统生存下去,他们过的是混杂了“西方化”的生活,他们“看”中国的方式也打上了西方影响的烙印。许多汉学家不承认这个“种族观众”的现实,却喜欢从方法论和分类学的角度把中国划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传统”和“西方”的阶段。这意味着,汉学和中国研究明显影响了西方“看”中国的方式,参与了“文化相对主义”思潮,这种“文化相对主义”也在“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划分界线而运作(注: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台北:麦田,1995年版(英文版为明尼达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问题是,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强势文化,中国研究一直处于“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对立之中。西方化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现代中国人的不可磨灭的主体记忆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中国性”问题的真正审理,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现代和传统之间的某种均衡发展,或是中国对自己的文化精神的痛切反省和重新书写。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在于“文本中国”的阅读(不管是汉学家的“古代还原式”的阅读还是政治家的有偏见的阅读),而且在于“中国形象”的变化使得任何文本阅读都必须从中国当代现实出发,才能正确“阅读中国”,并通过中国的历史嬗变看中国的当代身份的重新确立。

      二 家国之外:他者的他者化

      在《写在家国以外》中,后殖民问题在周蕾那里成为更为复杂的多重话语权力交织的问题。尤其是当作者在海外用非汉语写作时,更是问题不少。这本书是由五篇论文组成的一本论文集(注:周蕾《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内容为五篇);英文版为1993年版;日文版为1998年日本青土版,书名改为《国外离散的知识分子》(本桥哲也译,内容为八篇)。三种版本内容不尽相同,其篇目取舍当别有深意。),其中主要通过对香港的流行文化分析,反思近年来占主导性的多种观念,诸如怀旧,后殖民,激进,群体,强调香港文化的独特价值和香港文化具有的“世界性”(注:除了第三篇《另类聆听·迷你音乐》讨论迷你音乐与人的感受方式,第五篇《香港及香港作家梁秉钧》讨论香港作家,其它三篇都与后殖民话语相关,故主要讨论此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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