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6）10—0039—16 尽管不同国家情形有异，不同学者的观察角度不一（Rimmon-Kenan 134—35），但近来许多有关叙事学发展的论述都持进化说：要么从结构主义叙事学进化到后结构主义叙事学（Currie;Onega and Landa），要么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Herman“Introduction”），要么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到文化与历史叙事学（Nuning），要么从“严格的形式主义诗学”到“语境主义叙事学”（Darby 829）①，要么从形式研究到注重实效的、以性别为导向的、意识形态的“超越形式”的研究（Fludernik“Histories”），要么从传统叙事学到后现代叙事理论——在后者看来，“叙事学”这一术语本身都已过时（Currie 6）。尽管这些观点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叙事学家应当考虑各式各样的语境。然而，如果我们将叙事理论和叙事批评分别作为考察对象——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它们往往在叙事研究中同时出现——情况便不一样了。就叙事批评而言，情况的确如此：受形式主义限制的、基于文本的研究，已演变为一种将语境和读者考虑在内的更有效、更细致的研究。可谈到叙事学的理论，情况就变得相当复杂了。后经典叙事学或语境叙事学以各种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叙事学理论（欲知对这方面新近的考察，请参看Fludernik“Histories”），但是，当研究涉及到文类的文本结构及其文类功能时，考虑各种具体的语境通常就没有什么空间或必要了。实际上，形式叙事诗学（其形态为新确立的脱离语境的结构模式）一直在语境叙事学中不断出现，而语境叙事学又在语境批评方面广泛地借鉴了经典叙事诗学。 在1997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叙事学》一书的第2版中，米克·巴尔（Mieke Bal）在再版序言中写道：“十年后，此书仍有再版的需求……对此书的需求表明，它依然在公共领域发挥着作用，对此我不能轻易否认。”（xiii）本文将主要从理论有效性的角度，而非仅从公众需求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于形式叙事诗学“不能轻易否认”。然而，有一点需要说明，我不是为“形式主义”的有效性或“结构主义”的立场辩护。正如过去30年来很多理论家所论述的，脱离语境的、自足的文本概念其实是无效的，因此，在叙事阐释中考虑语境的必要性现在已得到了大家的公认。在这里，我只是想试图说明：形式叙事诗学在重视语境特征的叙事学研究方法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本文加以辩护的正是语境叙事学或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旨在揭示在过去的20年中，语境叙事学和形式叙事诗学之间是一种互为滋养、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指出，在以“对诗学和批评的双重强调”为特征的语境主义研究的范围内外（Herman,“Introduction”3），存在一种未被承认的三重对话关系：（1）新的形式理论和语境批评之间的互利关系；换句话说，语境主义学者开发出新的形式工具，这些工具使得各种新的语境化阐释更加顺理成章，正如这些阐释也使得这些工具更为锋利好使一样；（2）语境主义者对形式叙事诗学的新贡献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互利关系，换句话说，这些理论贡献既依赖于经典叙事诗学，又拓展了经典叙事诗学；（3）经典叙事诗学与语境化叙事批评之间的互利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技术工具，后者反过来又有助于前者成为当下的有用之物。 一、什么是语境／后经典叙事学？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叙事学”这一术语有明确的指涉：对（文字、虚构的）叙事之结构的系统描述，旨在创建一种普遍适用的叙事语法及小说诗学。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学”这一术语的指涉范围扩大了，它包括用叙事学的工具进行叙事批评。正如凯西·梅齐（Kathy Mezei）所言：“到1989年，女性主义叙事学进入了又一个重要的阶段，此时出现了理论向实践的转型。”（P8） 理论的实践化转型不仅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颇为明显，而且在其它的后经典叙事学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一转型背后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时整个学术氛围有一种越来越强调读者和语境的趋势，而且正如下文要充分展示的，对文类结构的研究与这一趋势很不合拍，所以许多学者自然地转向了阐释或批评，因为这一领域能很好地包容上述趋势。大部分后经典著作要么以对单个作品的叙事学分析出现，要么以“诗学和批评”的综合形式出现。 把“叙事学”这一术语扩大至包含叙事学批评，本文表示赞同或支持，但本文并不赞成将这一术语延伸至既不涉及叙事学理论又不参与叙事学实践的叙事研究。例证之一便是萨莉·鲁滨逊的《当代女性小说中的性别与自我表现》，此书被梅齐视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作（“Introduction”9—10）。鲁滨逊的研究是一种激进的女性主义阅读理论，“探讨性别是如何通过叙述过程而产生的，而非先于这一过程”（198,no.23）。鲁滨逊非但没有对叙事学加以吸收，还将自己的研究与罗彬·沃霍尔（Robyn Warhol）和苏珊·S·兰瑟（Susan S.Lanser）的研究区分开来，从而明确将叙事学排除在外（ibid.）。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区别是双向的，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沃霍尔（Gendered）和兰瑟（“Towards”,Fictions）都将后者与前者做出了区分。两种方法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性别政治（请参看Shen“The Future”），两者都颇具价值且不可或缺，但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是必要而又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