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5)05-0537-12 DOI：10.14182/j.cnki.j.anu.2015.05.002 一、问题是学术的中心 “问题是哲学的中心，论证是哲学的精髓”[1]534，这是著名西欧哲学史家陈康的学术名言。其实，学术提问的重要性不只是存在于哲学研究之中，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在内的一切人类学术，无不以有价值的学术问题为前提、为中心。问题是哲学的中心，也是一切学术的中心。 为什么“问题是学术的中心”？ 首先，从人类的学术史和知识史看，学术起于疑问，知识起于惊奇。古希腊有句格言：“智慧源于惊异。”在探寻人类知识的起源时，亚里士多德写道： 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因此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2]5 从“迷惑与惊异”到“哲理探索”，从“哲理探索”到“脱出愚蠢”，亚里士多德揭示了人类童年知识史和学术史起源的心理根源，也说明了人的童年爱好童话和神话的深层心理奥秘。中国先哲描述八卦的创生：“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首先“惊异”于天地之象，而后“师法”于天地之象。费尔巴哈所谓“最初的哲学家，就是天文学家。天空使人想到自己的使命，即想到自己不仅生来应当行动，而且，也应当要观察”[3]34，都无不说明人类的学术史和知识史，起源于先民的“迷惑与惊异”，起源于人类面对浩渺的宇宙和诡谲的人生所提出的种种问题。 其次，从学者的学术生命和学术创造看，有问题就有学问，没问题就没学问。“问题”是学者的品格。每一个现代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领域，每一个有成就的学者都意味着提出和解决了本领域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如果说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始于“有问题”，那么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则终结于“没问题”。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家穆尔的学生。有一天，罗素问穆尔：“你最好的学生是谁？”穆尔毫不犹豫地说：“维特根斯坦。”为什么？穆尔说：“在所有的学生中，只有他一个人在听课时总是露出一副茫然的神色，而且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后来，维特根斯坦的名气超过了罗素。有人问维特根斯坦：“罗素为什么会落伍？”维特根斯坦说：“因为他没有问题了。” 何为学者？学者就是把结论变成问题的人，所谓“不疑处有疑”。对一个学者来说，没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尽管他仍然还在不断写作，仍然还会到处演说，但最多只能新瓶装旧酒，变着法儿重复过去，失去了学术的新意，也失去了思想的魅力。 再次，从学术研究的过程看，问题是学术探究的动力，问题是学术思维的开始，问题也开启了潜在的意义和答案。中世纪学者所罗门·伊本·加比洛尔有句名言：“一个聪明人的问题，包含着答案的一半。”[4]307为什么？其一，学术思维的过程实质是内心对话的过程，而对话的原始程序遵循着问和答的逻辑。有问方有答，有问应有答，有问必有答。谁想思考，谁就必须提问。提问启发思考，提问促进探究，问题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动力。一部人类的学术史，就是“问”和“答”的历史，就是学术提问和学术回答的历史。其二，理解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问题提出问题。而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种可能性，既可能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识中，也意味着问题总是处于悬而未决之中。所以，即使一个聪明人的问题也只是答案的一半，也只可能是答案的一半。问题的决定是通向知识之路，却并非知识的获得。 关于“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论述“问题在诠释学里的优先性”时作过精辟阐释。他指出：“在所有经验里都预先设定了问题的结构。如果没有问题被提出，我们是不能有经验的”；因此，“问题的本质包含：问题具有某种意义。但是，意义是指方向的意义(Richtungssinn)。所以，问题的意义就是这样一种使答复唯一能被给出的方向……问题使被问的东西转入某种特定的背景中。问题的出现好像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因此展示这种被开启的存在的逻各斯已经就是一种答复。它自身的意义只出现在问题的意义中。”[5]465-466所谓“问题意义的方向性”“问题的出现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以及“问题使被问的东西转入某种特定的背景中”等等，伽达默尔把“一个聪明人的问题包含答案的一半”这句中世纪格言，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作了深入的学理阐释。 二、学术提问的“三无”原则 问题是学术的中心，提问则没有限制。无论古今，不问东西，更不应作有用无用的计算。1911年，王国维为罗振玉所办的《国学丛刊》写了一篇序，这篇著名的《国学丛刊序》，既可视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学术开篇”，也可视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学术宣言”。其重要意义在于，王国维明确地提出了学术提问的“三无”原则；这是中国现代学术独立的标志，也是推动学术不断发展的基本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