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西方世界對文學、文藝理論的研究進入到相對沉寂時期：包括羅蘭·巴特(R.Barthes，1915-1980)、拉康(J.Lacan，1901-1981)、福柯(M.Foucault，1926-1984)、阿爾都塞(L.P.Althusser，1918-1990)、德勒茲(G.L.R.Deleuze，1925-1995)、布迪厄(P.Bourdieu，1930-2002)在內的大師紛紛離世，剩下的領軍人物也喪失了原有的“雄心和原創性”。①在新的學術地平綫還沒有清晰成形的過渡狀態中，英國學者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因之推出了專著《理論之後》(After Theory，2003)。此後，作爲一個被頻繁使用的術語，“理論之後”成爲當代人文學術中最熱門的表述之一。然而，不少研究者忽略了作者在該書開篇的話：“沒有理論，就沒有反省的人生。就此而言，我們永遠不可能處於‘理論之後’。”②顯然，“理論之後”是個意味深長的表述：人類需要理論，但卻被迫處於“理論之後”，因此，從事文論研究的學者必須踏上重建理論的道路。那麼，究竟應該如何重建理論呢？其實，他在1990年出版的《審美意識形態》中已經給出了思路：“看來，唯一富有成效的策略是回到起源並重新思考一切，但這次是從身體自己的觀點出發。”③在寫作《理論之後》時，這個觀點又不斷被提及： 說道德基本是一種生物學事務，這等於說，如同與我們有關的其他事情一樣，它最終根植於身體之中。……物質身體延伸於時間和空間之中，是我們與同物種的其他成員所共用的最重要的東西。④ 對於熟悉伊格爾頓的人來說，這種“身體轉向”頗爲費解：自踏入學術領域以後，他一直致力於剖析、批評、諷刺、超越西方主流文化，而“身體”本是備受福柯、德勒茲等人關注的寵兒，因此，回到“身體話語”豈不是意味着妥協？儘管伊格爾頓擅長反諷，並時常在嚴肅的論戰中插科打諢，但這次決非戲言：除了《審美意識形態》以外，他的《後現代主義的幻象》(1996)、《甜蜜的暴力：悲劇的觀念》(2003)、《理論之後》(2003)、《馬克思爲什麼是對的？》(2011)構成了完整的系列，展示了他對身體話語的連續思考。作爲造詣深厚的左翼文化批評家，伊格爾頓既熟諳馬克思(K.H.Marx，1818-1883)對感性、生活、實踐的強調，又關注梅洛-龐蒂(M.Merleau-Ponty，1908-1961)探究身體主動性的知覺現象學；他眼中的“身體”不是主流文化津津樂道的客體(玩偶、傀儡、屍體)，而是創造歷史的“勞動主體”(subject of labor)；從這種積極的“身體”概念出發，伊格爾頓試圖清點西方文論的舊傷和流弊，推動“理論之後”的理論研究回到其起源和承擔者。 一、“殘缺的身體”與理論對生活的疏遠：一個重要的邏輯綫索 綜觀伊格爾頓的著述譜系，人們會發現他並沒有建構出連貫的“身體學”(somatics)體系，因爲他本質上是批評家而非哲學家，他對“身體”範疇的運用隸屬於其批評事業。要理解他的身體思想，就不能不把握其總體批評立場。 對於伊格爾頓來說，1976年是個重要的起點。正是在這一年，三十三歲的他出版了《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和《批評與意識形態》兩書，引起了學術界的反響，奠定了他在左翼批評界的地位。此時，身爲大學講師的他深受馬克思、本雅明(W.Benjamin，1892-1940)、布萊希特(B.Brecht，1898-1956)的影響，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藝術觀：“我們可以將文學當作文本，但同樣可以把它看作一種社會行動，一種與其他形式並存和聯繫的社會生產和經濟生產。”⑤“藝術部分地是社會的上層建築”，“部分地是社會意識形態，是社會知覺複雜結構的構成元素……”⑥在《批評與意識形態》中，他提出了“生產的一般模式”(General Mode of Production)：“一種生產模式可以稱爲物質生產中特定力量和社會關係的統一體。每種社會形態都包含此類生產模式，其中之一佔統治地位。”⑦特定時代的文學生產往往既包含數種模式，又組建出“不對稱的整體”：佔統治地位的“文學生產模式”(Literary Mode of Production)會強迫其他模式位居次要層面，甚至部分地排斥它們。涉及身體時，佔統治地位的生產模式依然起支配作用。那麼，與身體相關的主流生產模式具有什麼特徵呢？在《審美意識形態》導言中，伊格爾頓意味深長地說： 本書不斷關注的一個主題是身體，它與上述問題具有某種關聯。事實上，我在某種程度上傾向於爲這個主題的時髦辯護：今天，很少有文本能符合新歷史主義的準則，除非它至少包含一個被弄得殘缺的身體。⑧ 此處的“時髦”，顯然對應着佔統治地位的文學生產模式。後者把身體推向了中心，卻衹青睞其“殘缺”形象：20世紀80年代起，逐漸興起的新歷史主義強調從政治權力、意識形態、文化控制的角度解讀作品，分析身體時也傾向於展現其被壓抑、分割、宰製後的形態。 如此吊詭的安排顯然不乏荒誕意味。那麼，“殘缺”的最根本特徵是什麼？發源於1982年的新歷史主義爲何偏愛“殘缺”的身體？對於這些問題，他並未在《審美意識形態》中給出答案：這本專著衹有最後兩章探討當代思潮，但運筆至此的伊格爾頓已不再聚焦於“身體的話語”。當然，綫索並沒有中斷，身體更沒有失蹤，他需要時間來梳理當代思想中的身體觀。在1996年出版的《後現代主義的幻象》中，“殘缺”一詞有了清晰的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