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0)02-0088-09 一 如果我们把当代文学的话语类型分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民间大众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那么“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话语则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联盟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由于“工农兵”被赋予了特定的“阶级性”，民间大众话语又以“工农兵话语”为主体，因此在“文革文学”的特定语境中，民间大众话语实际上也就成了“工农兵话语”。 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对立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精神对立的必然结果。这样一种对立和矛盾在五四时期业已形成。其后此消彼长，到了“文革”，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理想、精神和话语，去认同民众的理想、精神和话语。这一变化，促进了“非知识分子写作”潮流的兴起与发展。 民间大众话语权力的确定是与工农兵成为新型国家的主人地位一致的。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规定为“为工农兵服务”，工农兵成为文学形象的主体，这在后来逐渐发展为以“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即工农兵英雄形象）”为“根本任务”，又逐渐确认工农兵作为文学写作的主体，并以此来改造以至覆盖知识分子话语。 在当代文学史上，民间大众话语兴起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是1958年文艺大跃进时期。而此时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已严重受挫。五四以后，民歌（民谣）的收集与整理作为一种学术性的工作在不少知识分子那里都受到重视。毛泽东1926年在广州农讲所时也收集过民歌。1958年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提到民歌，在他的倡导下，新民歌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对这段历史的评价，人们往往更多地批评新民歌运动对艺术生产规律的违背，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问题不仅在此。以后当代文学的历史表明，新民歌运动的意义还着重表现在：新民歌所体现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显示了民间大众话语与主流话语融合的最大可能；以新民歌为代表的民间话语对知识分子话语的覆盖和颠覆，制造了民间大众话语成为文学主流的幻影；以新民歌否定五四以后的新诗传统。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就新诗的道路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中国新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此后有了关于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对新民歌不适当的推崇导致了对五四新诗传统的否定。有诗云：“新诗新民歌，好比两台戏，对台对唱对比：新民歌如同海起潮水，新诗如同水在滴，你把几滴水来尝一尝，嘴里尝着碎玻璃。”新诗终于成了“碎玻璃”。这种对五四新文学历史的改写，确认了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支配的民间大众话语的合法性。 从受支配的角度说，这样的民间话语由于缺少独立性其空间是有限的，但是它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同构并取代了知识分子话语，又因此有了广阔的空间。当代文学的历史表明，只要知识分子话语处于压抑的状态，另外一种相对的话语通常是膨胀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对工农兵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英明领袖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在“文革”期间，民间大众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达到了空前的一致，这样一致的状况是多年来“民间”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建国以后通过意识形态来控制和整合社会，不仅对知识分子起到了改造的作用，而且也通过阶级意识的激发改造了民间。粗略地说，“反右”扩大化以后当代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作为知识分子生存场所的民间社会。在知识分子已经失去话语权的情形下，工农兵的创作对“文革”作出了积极的呼应。文学的“民间形式”在“文革”中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民间大众的审美理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在1971年之前几乎很少有文人化的文学形式，充斥于报刊、大字报等正式和非正式媒体上的是快板书、打油诗、数来宝、活报剧、三句半等。 我们可以由一些工农兵作者的创作理解“文革文学”中民间大众话语的特点。工人作者黄声笑（黄声孝）五十年代开始创作一些快板诗，“一边学文化，一边写诗歌，写不出的字就打记号，或者用口唱”。工人阶级在翻身之后学文化，是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在列宁那里，“文化革命”原初的涵义就是扫除文盲，毛泽东本人也曾从提高全国人民文化水平的角度讲过“文化革命”。对工农兵创作意义的不断提升，是和“文化革命”内涵的转换基本同步的。黄声笑自觉“为宣传党的中心工作而创作”，他认为：“我的笔是党和毛主席给的，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为工农兵歌唱，不为社会主义写作，我拿这支笔干什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黄声笑“进一步明确了诗歌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武器”，他想“把诗变为革命的烈火，将一小撮阶级敌人烧毁；把诗变为锋利的刀剑，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根根须须斩掉；把诗变为千钧雷霆，打垮帝修反的魔鬼宫殿；把诗变为万里春风，迎来共产主义的阳光普照。哪里有激烈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就在哪里上阵”[1]（《脚踩风流抒豪情》）。1968年9月黄声笑作《长江万里一片红——热烈欢呼革委会成立》：“毛主席，巨手挥／长江两岸响春雷／红旗漫卷武汉关／处处成立革委会。”“歌声震得天地动／万里长江尽朝晖／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1969年5月16日作《扫清云雾眼更亮——读〈五·一六通知〉》：“明灯高挂中南海／文化革命战旗升／《通知》如同号角响／造反大军云涌来。”“射出支支革命箭／箭头对准走资派／清除垃圾扫迷雾／定时炸弹挖出来。”1970年作《山下演出样板戏》：“抬头远看夜明岩／火把打成一条街／山下演出《红灯记》／人从天上跑下来。”类似的情况还有以一首《毛主席送我上讲台》出名的安徽农民歌手殷光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