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0）01—0130—07 一 自毛泽东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郑重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804—834.）之后，中国革命的文学批评的政治基调与政治功用就被历史地确定了。它使得此后几十年中国文学批评牢牢地被定位为文学的政治批评。 文学的政治批评是无产阶级政治大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断地接受政治领导、调控与纠偏，由此在几十年间形成一套完整而严密的体系。这套体系以唯物论的认识论为哲学根基，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与阶级斗争学说为理论生成点，以真实论、典型论为理论支柱，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基本价值取向。这是一套在不断的政治批判中建构起来的批评体系。这套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民族救亡的政治语境中有着确定的历史合理性。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斗争的现实普遍意义在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日益客观地淡化，先前救亡图存的政治生活在全民族的兴旺发展的事业中没有理由再作为人们日常的主导生活或生活的主导方面。这使得那套政治的文学批评体系不再具有先前那种普遍性的语境根据。它在六七十年代得以维系，靠的是主观、人为的政治语境营造，仰仗着政治决策者、主管者与主导传媒的权威话语。它在这种靠政治权威话语所刻意营造的政治语境中组构着这一体系的批评话语。 1980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宣布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文学被刻意营造的政治语境消解了，政治权威话语撤离了批评的权威话语位置，文学的政治批评尽管仍然保留其体系的严整性和它批评的体系性话语，但它一统的批评天下却不复存在，它的话语的权威意味也日渐淡化。 政治批评的权威性的消解主要在于作为文学批评第一标准的政治标准不再被强调为第一标准，它降落在其他标准之中，尽管它仍然是一个重要标准。 就批评的发生而言，标准是批评展开的根据，在文体阅读阶段它便潜隐于阅读主体的接受中，构成着主体的接受。尽管乔治·布莱的“认同批评”不遗余力地强调真正的阅读必须“投入”，“投入”就是忘却自我，牺牲自我，从而与作者的思想达到“完全一致”（注：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 但实际上这种“完全一致”并不可能。姚斯的“期待视野”对于心理结构化了的标准先在性及其对于文本读解的构成性已经有所点露。标准潜隐于阅读过程，不仅影响着阅读主体的读解角度，而且影响着他的读解重点、读解敏感性以及所抵达的读解深度。易言之，对于掌握了某种批评标准的阅读主体，他对于文本的读解总是标准性读解，他的接受也总是标准性接受。标准对于主体不仅是接受的工具而且就是接受本身。 标准根值于价值观念，它因此属于理性范畴，也因此才获得实际运用的稳定性。稳定性保证主体面对截然不同的对象却可以求得等水平与等主体性的接受。文学批评所根据的价值观念是文学的价值观念，它离不开文学是什么，人们、社会乃至历史需要文学干什么及文学在何种程度上满足这类需要这样一些根本问题。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06.）；“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39.）；“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326.）。据此理解文学价值，则文学价值来自文学与人的相互关系。这里面有三个要素，即文学、文学接受者以及二者间建立起价值关系的现实社会环境。这三个要素相互作用，每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受到这种价值关系的制约并且都会使价值关系发生改变，从而改变文学价值。文学价值观念则是这种价值关系的精神形态。 当下，接受文学的人们走出了以政治为主导的生活氛围。这是文学价值关系的全方位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基本特征，如前所述，是政治标准不再高居“第一”位置，首位标准因此而缺失。政治第一的文学价值观念或文学价值体系，随着这“第一”的隐退而不可避免地“解构”——这是价值关系中政治中心位置的拆解。即使在当下市场经济的热潮中，在文学的商品属性日益被看重与发挥的状况下，文学与政治也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代美国著名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论及目前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学时，也不止一次地涉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因市场经济的发展或科技的发展而被简单地取消。既然如此，文学的政治批评也仍然有它的意义。 政治标准自80年代以来从第一标准退隐，中国文学批评开始了多元批评阶段。 在多元批评中，从先前首位退下来的政治标准闪于旁侧，它以现实生活中政治关系的现存合理性保存着自己的存在，并且不时地发表它的批评话语。但空缺了首位者的批评标准现实，与先前没有首位者的批评标准现实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的曾经有过必然留下这有过的痕迹。这痕迹留在批评主体的心中，影响着他的文本读解与新的话语组织。并且，那已然“解构”的批评体系，那些被拆解的散片也仍然以一定的心理结构的方式存在。心理结构的被拆解，对于那一代批评主体，要比批评体系的现实拆解艰难得多也久远得多。至于批评语境，首位空缺的语境在那空缺处保留着一种难于填入的空虚，像天体的黑洞，寂然无声却存在。它使后来的多元批评话语知道它的存在，并且接近它时变得谨慎、敏感并程度不同地改变声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