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4)06-0010-08 20世纪当代艺术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1917年法国艺术家杜尚(Marcel Duchamp)将一个小便池命名为《泉》，送至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展览。这一现成品艺术引起了巨大的讨论和争议。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小便池也可以成为艺术？与此类似，1964年，美国商业艺术的代表者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在纽约马厩画廊展出其作品《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作品是对布里洛公司生产的某种洗衣粉品牌的包装盒的仿制，以胶合板为材料，上面通过丝网印刷印出商品的标志信息，跟原盒同样大小，几十个堆在一起，效果就像杂货铺的一角。沃霍尔试图完全取消艺术创作中的艺术性因素。这样的作品使得“艺术”本身被问题化，是什么条件使得布里洛盒子可以被归类为雕塑？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当代艺术的著名事件。它们都向人们重新提出“何为艺术”的问题。如果日用现成品、日常器物都可以成为艺术，那么艺术的特性在何处？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又在何处？答案显然不应该从已经成问题的艺术对象本身去寻找，而是迫使我们将目光投向艺术品周围的东西，将问题从“什么是艺术”转换到“是什么使某物被看作是艺术”，即从艺术的本质转换到艺术品的资格或身份。问题视域的转换就带出了“艺术体制”(Institutions of Art)这一当代艺术社会学的核心范畴。 在前面的例子中，杜尚的便池和沃霍尔的盒子与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物品的区别，显然不在于二者表面上的视觉差别，而在于某种外部条件。①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被指向了作品之外的某种外部条件、语境、机构或体制，比如它的作者(杜尚和沃霍尔都是画家，杜尚在此之前是做过不少架上绘画的)，再比如它放置的空间(纽约独立艺术家展览会，或纽约马厩画廊)，还有当时的艺术理论与观念的氛围(20世纪一二十年代出现的一种达达主义先锋派的艺术观念，或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商业艺术与波普艺术的氛围)与批评家们的讨论与争议。是这些外部条件赋予某个物品以艺术之名，这就是某种艺术体制。 实际上，这种决定艺术性质与分配艺术等级的艺术体制不只是当代艺术的特性，在人类艺术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艺术体制一直以不同的面貌存在，比如作为古典艺术最主要赞助者的教会、皇室或贵族，或现代艺术时期的沙龙组织或同行流派，还有高雅艺术展陈的空间场所——博物馆等。只是在打破一切艺术规定的先锋派艺术之前，这些外部条件或体制从来没有被意识到，当作品符合美的艺术规范，这些条件就被掩盖，仿佛是艺术品自身的特别属性天然自足地使其成为艺术。只有当先锋派艺术挑战了规范、毫无美感可言的时候，外部体制才被暴露出来。美术馆中放了小便池和肥皂盒子，被问题化的是美术馆，和美术馆所代表的一整套现代艺术体制。 比格尔这样定义艺术体制，“艺术制度的概念既指生产和分配机制，也指流行于某个特定时期，决定作品接受程度的艺术观念。”[1]我们恰可以他的规定将艺术体制分为观念和机构这样软性和硬性的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一、作为观念语境的艺术体制 美国分析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在1964年写作《艺术界》(The Artworld)一文，对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进行探讨，被认为开启了对艺术体制问题的研究。在丹托看来，沃霍尔的这一作品带来一个基本的艺术哲学问题：如何区别两件看上去一模一样的东西，其中一件是艺术作品，另一件仅仅是实物？在什么情况下艺术品区别于日常物品？他的阐释表明，某物的艺术品身份是在特定历史的复杂情境中实现的，即在“艺术界”中实现的。“把某物看作是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这就是艺术界。”[2]也就是说，一件作品成为艺术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自身的物质属性，而是外在于它的一种普遍的艺术观念使其被接受为艺术。某一时期的艺术观念与知识所构成的“语境”赋予某个日常物品以艺术之名。可以想见，杜尚的小便池、沃霍尔的盒子，只有在20世纪才可能被看作是艺术，后现代艺术思潮为其提供了接受的知识氛围。 “艺术界”正是丹托对于艺术品及其所处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知识的庞大观念语境的描绘。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与纯然之物”的区别终究在于一种作品表象背后的“语境”。丹托后来在《寻常物的嬗变》一书中设想过一个画展，其中的作品表面看来全是红色的画布，他借此来思考如何辨别它们的问题。第一幅作品是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描述过的表现以色列人穿越红海的故事，但画面只有一大片红色，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渡过红海；第二幅作品名为《克尔凯郭尔的情绪》，仍是一块涂满红色的画布；第三幅一模一样的作品《红场》，表现的是莫斯科的风景；第四幅同样的红方块也叫《红场》，是典型的几何极简主义作品；第五幅叫《涅槃》，仍是红色，表达形而上的哲学意义——涅槃与红尘并无区别；第六幅是一张静物画《红桌布》，画面看来仍是没有区别；第七幅则是一块只涂了红色底色的画布，是乔尔乔内某个作品的未完成状态；第八幅则是一块看上去一模一样的人工制品；第九幅则是一位艺术愤青西兴先生(J.Seething)送来的一幅一模一样的红色作品。丹托借此有力说明了这样一个结论，尽管有着共同的视觉面貌，但由于“意义语境”的不同，这些作品便产生了本质的区别，比如前六幅作品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画、心理肖像画、风景画、几何抽象画、宗教画、静物画等类别。[3]16丹托寻找艺术作品的不可见的特质，进而总结出两点，第一是“意义”(meaning)，艺术作品有意义，一般物品不具有意义，而意义是不可见的，人们无法直接“看”到意义；第二是体现(embodiment)，意义被体现于作品中，“体现”是作品的一部分，是作品的属性。艺术品和日常品可能看上去一样，但本质区别在于艺术作品包含了阐释、分析，而一般物品不具备这些，“艺术界”就包含了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解释。[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