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潮在中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文艺学研究中的审美主义倾向便是典型代表。客观地说，审美现代性思潮在推进我国文艺学研究的不断深化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时期伊始，人们对“文革”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极左”文艺思想予以清理、反思，对文艺“工具论”的批评实质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重新认识与评价。由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定情况，决定了文艺与社会政治的联系比较密切，甚至呈现为某种不断强化的态势。20世纪初，文艺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潮流相吻合，有力地推动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之后的民族救亡运动更使文艺紧紧地与祖国的安危同命运、与人民的疾苦共呼吸；新中国的诞生激发了人们讴歌社会主义和献身祖国建设的高涨热情，文艺又唱响了时代的最强音；至“文革”时期，伴随“左倾”思潮的恶性膨胀和极端化发展，文艺的政治化倾向发展到极致，由“政治标准第一”演化为“政治标准唯一”，文艺成为政治的御用工具和时代的“政治传声筒”，文艺过度地偏向了政治性功能而相对忽视其他属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被极度扭曲，因此，对于这种极端化的偏颇予以反思和矫正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新时期的到来为铲除“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艺极端政治化，以及政治过多地干预文艺的不良体制提供了契机，思想解放、“双百”方针的倡导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又为文艺的多元化发展提供精神支撑，营造了广阔的伸展空间，改革开放的国策为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想的西学东渐敞开了国门，审美现代性思潮与形式主义文论的涌入开启了新时期文艺研究的审美化模式，同时，在文艺创作实践中呈现出多元化的繁荣景象，审美消费主义、审美娱乐主义等也得到社会认可，得以生存发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文艺研究的现代化就成为整个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加入到滚滚历史洪流之中。一方面，学者们注重文艺研究的审美属性维度的探讨，将以往文艺研究中对文艺与社会历史关系的“外部研究”的关注转向对文艺自身的“内部研究”，认为以往的文学研究的政治工具性遮蔽了审美性特征的探讨，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关键在于“文学性”，因此，应该回归文学本身——即文学性的探讨，而对“文学性”进行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就是重点探讨文艺的审美特性；另一方面，审美现代性思潮的中国化使学者们关注普通人的长期被压抑的感性特征与日常生活现状，将文艺与美学研究的触角伸向更为宽阔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社会下层，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可见，新时期以来的审美现代性思潮对于我国文艺学走出“文革”困境，凸显以往在某种程度上忽视的文艺的审美性特征，并引起学界给予应有的关注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就上述第一个方面讲，审美现代性思潮推进了我国文艺学研究的不断深化。新时期以来，审美现代性思潮主导下的文艺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艺学多元化格局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倡导文艺审美的独立性与自律性，将审美视作文艺的本质属性和最高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文艺学研究的不断深化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科学地揭示了文艺的本质属性。以往我们在谈论文学艺术的特征时，常常引用别林斯基关于哲学与文学区别的论述，将二者的差异仅仅看做是一个用“三段论”一个用“图画”的表现方式的不同，没有真正把握文艺表现对象的属性与文艺活动主体特殊的本质力量以及二者之间形成的特有的对象性关系——审美关系——同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形成的其他对象性关系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没有认识到文艺是主体对客体的以“实践—精神”方式的把握，由此决定了文艺活动既不同于物质实践活动也有别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由于将文艺活动纳入了客体对象的审美属性同与客体属性相适应的人的审美本质力量之间构成的审美关系的研究视野观照，我们就不难发现以往文艺研究中将文艺的本质简单地定位于客观论、再现论或主观论、表现论的观点都是片面的，文艺的本质属性既不是由单纯的客体方面也不是单一的主体方面所能决定的，而由审美主客体之间形成的审美关系所决定，文艺是作为人的审美活动方式而存在的，是审美反映与审美建构的统一。其次，深化了文艺审美特征的研究。自建国后，受前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我们的文艺研究一直比较关注文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而对文艺自身规律、特征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即使是对文艺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研究也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生硬地套用在文艺活动上并取代具体学科研究方法的弊端。例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反映论直接搬到文艺研究中，便造成了过于笼统地得出“现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文艺是对现实生活的能动反应”的比较空泛的结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能辩证地对待作为哲学层面上的方法论与作为具体学科的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至于文艺是如何反映现实生活、文艺主体在这一活动中的心理机制是什么等中介环节等问题则语焉不详或失之泛化，没有真正深入到文艺活动的具体内部中研究。再次，彰显了文艺研究的审美视角的方法论价值和意义。“美学的观点与史学的观点”的统一作为文艺研究的科学方法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所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文革”期间的“极左”政治思潮使得文艺研究中的“美学的观点”被忽视，即使“美”本身也被视为低级趣味，文艺哪里还敢谈“美”的问题？文艺活动只能以社会政治功用为出发点和目的。而审美视角的重新确立与再度凸显不仅为文艺理论恢复了固有的研究途径与方法，而且也为文艺创作实践追求美的形式鸣锣开道，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