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互动

作 者:
吴艳 

作者简介:
吴艳,江汉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武汉 430056 吴艳(1958-),女,湖北武汉人,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文学批评、中国近代文论研究。

原文出处: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内容提要:

文学批评观与文学批评方法之间如果产生互动作用,同时这个观念和方法能够与其他的观念和方法建立对话关系,这样的观念与方法才具有双重的创新意味,才可能既具备批评方法的操作功能又具有批评理论的普泛价值。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为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双重创新意味的文本范例。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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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0)04-0032-04

      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这个断语是在改革开放30年中对西方文学批评的鸟瞰后体验到的,并且成为大家的共识。这个世纪文学批评划时代变化的标志有三点:一是批评方法的花样翻新;二是批评的理论化或者说理论的批评化;三是批评家地位的提高——大批评家取得了与大作家、大理论家平起平坐的地位。在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文学批评者的最大功劳是对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引进并且进行了不同批评方法的实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方法由老三论到新三论,由自然科学理论的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植入,还有语言学理论的运用,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批评方法的引进,起了开风气、拓思路的良好作用,但从具体操作的实践,却并没有多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果留存史册。”[1]6为什么?笔者曾经从文学批评者的角度说明,“批评者的文学观念,直接影响其对文本的评说与判断。换句话说,批评者如果没有文学观的支撑,其批评也将游移不定,这种游移与对文本的理解、沟通,与批评者所持的宽容原则是不一样的。只有坚守批评者的文学观,坚持批评者对当下文学的理性判断,才可以充分发挥文学批评对作家和读者的引领作用”[2]。文学批评的方法很多,文学批评切入点也因人而异,但不管批评者具体沿用怎样的方法,不管是基于内部或者外部研究背景下的文学批评,在诸多方法的背后一定蕴含了批评者的文学观念。本文将接着探讨近30年的文学批评的成果为什么“却并没有多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果留存史册”这个问题,仍然是从批评者的视角进行阐释,即除了文学观制约着文学批评者以外,文学批评观和文学批评方法同样也影响了批评者。笔者的结论是:只有文学批评观(以下简称“观念”)与相适应的文学批评方法之间产生互动作用,同时这个观念或方法能够与其他的观念和方法建立对话关系,这样的文学批评与方法才具有双重的创造意味,它们才可能既具备批评方法操作功能又具有批评理论的普泛价值。

      一

      从文学批评本体而言,其功能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是“在日报上对文艺小说家做出专题评论并对文艺和音乐演出进行评价”。这样的批评虽然被认为是“一门低于新闻学的学问”[3]28,它却也是需要的。文学批评还可以“是文学文本与文学接受者之间的中介、桥梁和纽带,它的职责是传递美感,保持和强化美感,增加接受者审美快感的强调和深度”[1]30-31。这其中隐含了可贵的理念:美感是可以凭借文学批评而分享和传递的;文学批评说到底总不能撇开审美与美感的传递。文学批评通过对文学文本进行合适的阐释分享和传递着批评者的审美感受。这是从文学批评对接受者的角度说明文学批评的功能。当然,文学批评的目的还可以“是理智的认识。批评并不创造一个同音乐或诗歌的世界一样的虚构世界。批评是概念的知识,或者说它以得到这类知识为目的。批评最后必须得到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和建立文学理论为目的”[3]4。韦勒克的批评观代表了20世纪追求“文学批评理论化”的最终诉求。这种观念将文学批评的阐释与过度阐释即“虚构世界”区分开来,同时又强调了文学批评的创新性质。三种批评中,前两者是由批评者到接受者;后一种则落脚在批评本体和主体即批评者自身。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学批评的接受重在前两者,在引进与实践不同批评方法方面取得成绩。却多半止于对文学批评接受者的指导,止于对自己美感的与人分享或者传递,在引进时没有深究那些方法蕴含的批评观念,更没有从批评本体上深究其功能的生命性,深究由此带来对批评者创新理论的要求。

      具有创新意味的文学批评方法,其背后一定存在相关的文学批评观念,而且方法与观念之间也一定组成了具有生命力的“互动”关系,这样才可能由方法到理论实现双重创新;也才能够通过相关的批评实践印证或完善其观念,成为可操作的、成熟的文学批评方法。这里首先解释什么是具有生命力的“互动”关系。

      “互动”的一般意义指因一方运动而引起双方或多方的运动。“互动”的狭义特指使在场的或者在影响范围内的对象、因素、现象相互改变对方的行为和性质。我们所说的“互动”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或多边的同时运动,而是在双边或多边运动时,相互改变了对方的行为和性质,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成新型的关系。“互动”里存在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就是反思,是反思形成了一个新的向度,一个反作用于自身的向度。“主体通过怀疑来询问其思想产生和存在的条件,于是怀疑变成了一个潜在的、相对主义的、关系主义的、自我认知的思想。”[4]因为有了反思,批评家对原有的思想成果包括他自己的文艺思想、批评方法都做了重新的审视:原来以为合理的现在看来不一定合理;原来以为简单的问题现在看来是复杂的;原来以为不可改变的观念现在也有所改变。“互动”中隐含的反思思维方式,使“互动”不仅是双边或多边的运动,还在双边或多边运动的同时,相互改变了对方的行为和性质,在一定的条件下生成新型的思想结果。反思而形成的互动,理论上说是让思维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单向的思维变成多向或者环行的思维运动;这样不仅改变了思维的对象和结果,也改变了思维本身。

      具体说来,文学批评观与文学批评方法在互动中会因为互动的过程而改变各自的性质或结果。问题是,相应的具有创新意味的文学批评观念从何而来?可以从对文学文本解读的新结果中提炼出来;从对旧有问题的新解释中得来,比如运用新理论阐释旧问题其结果也将是具备创新意味的;还可以从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或者部分术语的现代阐释中获得。

      从文学文本解读的新结果中提炼新观点,成功例证是英美的新批评学派,这个无需赘言。细读新文学文本或者经典的文学文本,感悟独到又能够将这独到的感受提炼升华,新观念是可能产生的。当然,其过程复杂而长久,期间要具备与相关问题及其结论的对话,具有进一步的追问和提炼,这成功的例证还有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批评与深究,这个问题留待第二部分再作具体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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