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2.02.004 维特根斯坦(1889-1951)将成为一个“天才”视作人之为人的最大“责任”，如果不是“天才”，如果没有独创性的思想，活着毫无意义可言。1939-1940年，他在笔记中写道：“天才的尺度是性格——即便性格本身不等于天才。天才不是‘才能加性格’，而性格却是以特殊才能的形式显示出来的”；“天才是性格得以传达的才能”。①在他看来，“天才”的创造性才能是与其特殊性格共生的。作为一位原创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主要研究领域有数学和逻辑的基础、语言哲学和心智，以及哲学自身的本质等，其所开辟的哲学变革，是从与之相应的述学文体开始的。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好的哲学写作是“分娩”，即一种从无到有的生产与创造。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及其写作对于我们当下述学文体的建构启示良多。 一、“世界的耳朵” 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其文化依赖性。维特根斯坦说过：“我认为，要欣赏一个诗人，你必须同样喜欢他所属的文化。”②维特根斯坦生长于维也纳，这是一个被寓言化的都市，世界主要文化中心之一，创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一个熔炉：“在这里，最僵化的保守主义与最激进的现代主义相碰撞，能最鲜明地感觉到旧世界的灭亡和新世界诞生的希望；这是矛盾、偏执和天才混居一堂的地方。”③维特根斯坦是五兄弟和三姐妹中年龄最小的，他的父亲是欧洲工业巨头，母亲是著名的钢琴家，他的几个哥哥都痴迷于音乐；勃拉姆斯、瓦尔特、舒曼、马勒、拉博尔、卡萨尔等众多音乐家是他们家里的常客，维特根斯坦一家与维也纳文化和艺术精英们的关系十分密切。维特根斯坦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教育，极具音乐天赋，会吹单簧管，还曾希望当一名指挥家，其审美品位极高。可以说，维特根斯坦高雅的文化感、严格的职责感、对天才和悲剧的狂热崇拜等，都源自这种充满艺术气息的文化氛围，以及那种领袖式作家、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时代。 论及维特根斯坦家族，传记作家瑞·蒙克说：“无论怎样同维也纳中产阶级融合，无论怎样脱离自己的出身，他们仍然——在某种神秘的意义上是‘彻头彻尾的’犹太人。”④维特根斯坦在札记里写道：“传统不是谁都学得会的东西，不是某个人只要什么时候愿意就能捡起来的一根线，正如你不能选择自己的祖先。”⑤对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维特根斯坦是认同的，并反复做了辩护：“在西方文明中，犹太人总是被不适合他的口径所衡量。希腊思想家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家；奥林匹亚运动会的参赛者不是运动员，(不)适合任何西方的职业——这对许多人来说是很清楚的。但犹太人也一样”；“犹太人是一方沙漠，在其薄薄的石层下面躺着精神的熔岩”。⑥这里，“一方沙漠”似乎喻指了犹太民族漂泊无根的命运；尽管如此，在其深层的精神之海中，却流淌着智慧的“熔岩”，不同的力量彼此相互撞击。《罗素自传》里有一段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文字： 他常常每晚夜半时分来找我，像一头野兽在我的房间踱来踱去，踱上三个钟头，烦躁不安，一言不发。有一回我问他：“你是在思考逻辑呢，还是在思考你的罪呢?”他回答说：“兼而有之。”并继续来回踱步……⑦ 罗素的描述生动勾勒出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肖像：逻辑与罪，或理性与信仰，构成了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两个核心主题。瑞·蒙克指出，它们“使他的工作从弗雷格和罗素一脉的逻辑符号系统分析，转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奇特混血：把逻辑理论和宗教神秘主义者如此这般地结合在一起”；故当罗素告诉他不应只陈述自己的想法，还要提供论证时，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论证将毁掉它的美。”⑧对维特根斯坦产生更为深刻影响的威廉·詹姆士说过：“非推理的直接确信是我们内心的深刻部分，推理论证只是表面的展示”；“理性从来不曾产生信仰；现在，它亦不能为信仰担保”。⑨维特根斯坦也说：“假如基督教是真理，那所有关于它的哲学就都是谬误了”；“为了惊奇，人类——也许各族人民都必须醒来。科学是一种让他们再次入睡的方式”。⑩理性与信仰的冲突使维特根斯坦的内心焦虑不已。 《逻辑哲学论》(1921)是维特根斯坦业已出版的哲学著述中最为神秘的一本：“对逻辑学家来说，它太过神秘化，对神秘主义者来说它太过学术化，对哲学家来说它太过诗意，对诗人来说它太过哲学，它是一本极少对读者进行让步的著作，似乎有意让人读不懂。”(11)《逻辑哲学论》讨论了七个命题，前六个命题都有相应的解释性命题，并以数字标示；第七个命题只以一句话做结论，没有相应的解释；形式上，全书采用十进制数字体系编写而成。这种结构方式与音乐和宗教信仰相关。有学者对此做了具体分析：“前六个命题从内容上看都与可说的事实世界有关，因此可以环环相扣，并层层递进，具有乐曲那样的连贯性和呼应性，而第七个命题则涉及到事实世界之外那不可说的东西，所以必须切断其与前六个命题的关联，并让文本到此戛然而止，就像乐曲中休止符号所起的作用那样。”从修辞学角度看，《逻辑哲学论》堪称“艺术作品”，“全书的结构本身就具有隐喻性质……为了体现自己的宗教情怀或者说自己对不可说者的信仰，他有意用全书的七个主要命题与上帝创造世界的七天相应合或使两者具有同构性”(12)。据说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当年拒绝出版此书，就是因为维特根斯坦被怀疑是一个数字神秘主义者。他把“7”这个数字看得太神秘了，在西方世界这让人想到音乐中的七个基本音符，还有《圣经》里的创世说。(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