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经历了“四·一二政变”及之后多次武装斗争的挫败，1928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部分重要力量从军事、政治斗争转向了隐蔽战线和文化战线。文化战线斗争意义近于葛兰西所言的“文化领导权”，也就是通过弘扬无产阶级文化意识与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进行斗争。但在“左联”成立以前，左翼知识人尚在进行相关的理论探索，其中一种主张是后期创造社运用福本和夫的理论斗争，例如成仿吾、李初梨等人对鲁迅的批判，但是这种“分离”出先进分子的斗争方式反而使左翼的力量难以整合。因此陈望道评论此时期“国内学者文人新近分化甚烈，交战亦杂”[1]，而希望整合国内的知识群体。在这段时期，陈望道的文化组织与翻译工作并行。1928年陈望道筹措资金成立了大江书铺，成员包括中共党员和党外进步知识分子，如鲁迅、丰子恺、冯雪峰、方光焘、夏衍、谢六逸、傅东华、叶圣陶、丰子恺、茅盾等，大多参与了文艺大众化的论争。同时他着力译介日本和苏联的左翼和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对此，陈望道1961年在《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以“尊崇马列主义”概括自身1928年后的文艺工作，陈望道的自我言说也成为前行研究的普遍前提。 然而若是回溯此时期陈望道的翻译工作，将会注意到陈望道所选择翻译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苏联马列主义，而是无产阶级文化派波格丹诺夫的理论，如《社会意识学大纲》以及《无产阶级文化》杂志的相关文章。1928年至1929年，陈望道通过林房雄的日文译本，转译了波格丹诺夫的《社会意识学大纲》，由大江书铺出版，之后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冈泽秀虎的《苏俄十年间的文学论研究》的译文，其中最主要介绍的同样是波格丹诺夫的理论以及他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运动”。在《社会意识学大纲》译者序中，陈望道盛赞波格丹诺夫以及此书。序言内提到从1928年2月开始翻译此书，至10月完成。关于译本的体例，陈望道谈道：“(1)插画，(2)脚注，(3)索引——这三项是我们所加，为德日文的本子所原来没有。日文本是林房雄氏底手笔，可惜颇有误印处……”[2]陈望道参照德文本修正了日文本的错误，加上这些补充后全文总共达462页，即使放置在陈望道一生的翻译文本之中，该书也可说是投入心血很多的一部。 但是陈望道1928年所翻译的波格丹诺夫，1908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将之批判为经验主义、马赫主义。因此笔者希望探究的是，为何1928年至1929年的陈望道会热衷于翻译彼时苏联马列主义的“异端”思想?以及此时波格丹诺夫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如何?陈望道又如何将波格丹诺夫的理论与自身的文学观相互结合? 前行研究中，如艾晓明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中提到了此时中国左翼知识界并没有在“波格丹诺夫的艺术论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论中划出界线”，艾晓明更进一步提到20世纪2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理论的影响一直没有被肃清”[3]。由此也可知艾晓明延续了列宁对波格丹诺夫理论的批判。这种看法并非孤例，自30年代后我国知识界开始对波格丹诺夫进行批判，到了70年代至80年代，评价的措辞之严厉已经超越了学理上的批判，如姜淑霞称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叛徒、野心家、两面派，和俄国的机会主义分子，马克思主义的敌人”[4]。哲之批评“他们屈服于沙皇反动政府的压力，适应俄国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联合起来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头子就是波格丹诺夫”[5]。随着苏联解体，1991年年底波格丹诺夫与列宁论战的重要评论《科学与信仰》被重新发表[6]，对波格丹诺夫的批评也已不再如此严厉，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谈及波格丹诺夫时大多仍持列宁的批判立场。 于是，长期以来谈论20年代波格丹诺夫在中国的理论传播与接收时，也就只能以苏俄特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正统”对其进行评判，而未能顾及中国在地的理论旅行背景。关于波格丹诺夫的研究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情况，胡一峰称之为“沉没的声音”[7]，并且梳理20年代的中国知识人如施存统、张伯简、周佛海、彭述之对波格丹诺夫的翻译工作。但胡一峰以较多篇幅探讨施存统翻译《经济科学大纲》的大要与交由大江书铺的出版过程，全篇却未提及与此书一同出版的陈望道翻译的《社会意识学大纲》。这两个译本分属波格丹诺夫前后期著作的理论，前者偏重论述物质生产的经济基础，后者则探讨在此生产模式之上的社会意识的构造。陈望道与施存统都在各自的序言中建议读者阅读时将这两本书互相参照[8]。陈望道翻译波格丹诺夫的工作之所以被忽略，或许也在于比起专注于分析物质生产的《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则被认为涉及更多马赫主义认识论，直接与苏联斯大林时期官方学派的认识论相悖。但需要赘言的是，本文并非要评价两种认识论的优劣，而是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历史化地梳理此时期的陈望道如何通过波格丹诺夫的理论，结合自身的知识资源与历史经验，开展中国在地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