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1]01-0005-07 在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历程中，一辈又一辈的思想家在对传统文论和中西文论继承与变革、突破与创新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总结文艺学诞生、发展的历史经验，推进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对这些理论家的思想进行整理与发掘就显得尤有意义。对于近百年文艺理论的发展，徐中玉先生在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理论卷》作的序中认为，近代文学理论在新旧交替、救亡图强的大变革世运中得到长足的发展。①纵观百年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史，伴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的三次伟大革命和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建国以前的王国维、鲁迅等人为中国文艺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徐中玉、王元化、钱谷融、钱中文、童庆炳等人的思想对中国文艺学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使得中国文艺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真正成为可能。重新审视这些理论家的理论贡献，不仅仅有益于中国文艺学的健康发展，也有益于中国文艺学更好地融入世界文艺学发展的潮流中，助力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今天我们所说的文艺理论或文艺学②，它的古老的名字叫“诗学”。最早提出“诗学”概念并把它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他的《诗学》就是对古希腊这些艺术种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可谓世界文论史上出现的第一部文艺理论或文艺学专著。中国古代虽无“诗学”“文艺学”的概念，但对诗乐理论的研究源远流长、新见迭出，产生过多部影响深远的理论专著，比如《荀子·乐论》《礼记·乐记》《文心雕龙》《诗品》《闲情偶寄》《人间词话》，等等。自三千多年前《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这一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以来，不断有新的理论观点问世，比如缘情说、形神说、风骨说、神韵说、意象说、性格说、境界说、意境说等，并对创作实践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诗论在中国古代，除《文心雕龙》《诗品》等专著中有所论述外，主要是以乐论、诗话、词话、曲话、批注、笔记等文体存在于历史典籍之中。 文学理论或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在中国出现，则是20世纪的事情。1902年，文学理论以“文学研究法”的名义被列入《钦定大学章程》；1917年，北京大学重新修订的《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中，将“文学概论”定为必修课，一直沿用至今。20世纪50年代，中国各高校文科普遍用的是苏联的文艺学教材。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恢复学位制度后，文艺学正式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全国各高校与科研单位设立博士点、硕士点，并开始培养专门从事文艺学教学与研究的人才。从此，文艺学在国家教育体制上被确立，同时也被学界接受认同。 回顾文艺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20世纪初，在古代诗学理论向现代诗学理论转换的过程中，王国维做出了重大贡献。生活、学习和成长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时代大潮中的王国维，他的《〈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宋元戏曲史》)著作，运用康德、叔本华的美学观，结合中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对《红楼梦》、宋元戏曲和古代诗词进行了分析评论；以传统文论中的境界为核心范畴，通过总结概括中国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况，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诗学的优秀成果，并且汲取西方诗学中的合理成分，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思想体系。他的《〈红楼梦〉评论》，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开了先河，投下了第一块基石。叶嘉莹说：“此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实在乃是一部开山创始之作。”③这一评价是公正而又符合实际的。他的《宋元戏曲考》(《宋元戏曲史》)，是中国第一部戏曲史；他的《人间词话》，以传统的词话的形式，表达出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丰富内容。他以“境界”范畴作为现代诗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系统概括总结了古代诗话与词话的相关理论，并结合对中国优秀古典诗词的分析，对文艺的本体论、创作论、构成论、鉴赏论、作家论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原创性地提出了诸如优美与壮美、情与景、写实与理想、隔与不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诗学范畴。 对于王国维在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陈寅恪先生指出：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兴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
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藉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④ 陈寅恪先生总结出的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三条基本经验和方法，对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王国维的历史地位而言，他不仅是中国古代诗话、词话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中国文艺学在20世纪出现的第一位文艺理论家。他的理论，既代表了中国古代诗话、词话的终结，又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