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4-0154-15 三、新时期三十年间的文学理论问题 十年动乱结束，华夏大地满目疮痍，物质匮乏，精神伤痛，百废待举。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的错误指导与极权主义，导致了一场破坏性极大的社会灾祸，随后表现为一场文化危机，它空前而持久，而文化危机的核心则是信仰危机。几十年里与文化遗产彻底决裂的思想、不断宣传的理想与信仰，被错误地估计时代特性而形成的反理性主义撕裂和毁弃。198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原有的权威性丧失殆尽。但是社会前进的航向终于被拨正过来，国家终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上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虽然问题不少，但因走上正确轨道，促进了国家、社会蒸蒸日上，走向富强。 后三十年的转折，可以说是从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的，它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新的个人迷信，突破了禁锢思想的牢笼，开启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的新时代。文学理论在这三十年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它所取得的重大成绩，足可与20世纪头四十年的文学理论方面的成绩相媲美，1950—1960年代自然也有不少正确的观点，但是它们在压制中未能在理论上获得深入的展开。 这后三十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1979年到1980年代末，这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论、拨乱反正、外国文论思潮涌入、深入反思、百花齐放、文学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所谓拨乱反正，就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去，那么这个“正”是什么呢？ 当时，直接影响全局的是一些具有迫切意义的现实问题的提出与解决。1979年4月号的《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质疑“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专论触及了文学与文学理论发展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死结，如何解开，谁来解开？这个死结，不是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自身学理发展的产物，而是高层领导制定的文艺政策、并自上而下贯彻的结果。要解决这一问题，在我国的政治体制内，对于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工作的人员来说，难有回天之力。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必须由高层领导出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1月“中央高层领导”明确提出，今后“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①。其后又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再度提出后，1980年成为讨论这一问题最热烈的一年。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重大意义，在于解开了文学、文学理论多年来打成的死结，归还了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独立自主性；在于使文学和文学理论回归自身，使它们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这是最重要的。文艺从属政治，导致了文革前十七年文艺创作中严重的简单化、概念化倾向，后来虽有几次发觉与纠正，但积重难返。在理论上大肆宣扬文艺对政治的从属性、依附性，造成了人们对文艺创作的错误印象，以为作家不过是些具有人身依附性的人，使他们失去了创作中的独立性与想象力，在很长时间里被迫为错误的政治和政策服务。至于到了“文革”时期，文艺的所谓从属性完全使文艺成了听命于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不过在禁令解开时，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人仍然坚持文艺从属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不能动摇，对其实践中产生的消极影响却熟视无睹；有人同意“服务说”，而不同意“从属说”；有人既反对“从属说”，也反对“服务说”，认为文艺是独立的现象，要与政治“离婚”。 总体上说，在社会结构中，文艺与道德、宗教、哲学、科学等社会意识形态部门关系密切，所以与政治“离婚”是办不到的，因为文艺如果审美反映的是生活的整体，那必然包括政治在内，而作者一般也都会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当然文艺可以与政治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在具体的创作中，文艺可以描写政治，也可以不描写政治，甚至不表现什么政治倾向。可是有的提出文艺与政治“离婚”的作者，其作品往往表现了作者自己强烈的乃至错误的政治倾向。有的作家要求文学批评不谈作品思想，只谈它的艺术技巧等，但其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却极强。因此，脱离了文本意图谈艺术技巧，只能是隔靴搔痒。 文学身份的确立，使得对十七年里和“文革”中的各种理论问题的讨论活跃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有无体系问题，人性、人情味、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就是现实主义、真实性、现代派、形象思维、典型、文艺反映本质、共同美、文艺心理学等问题。 1978年，我国文艺理论工作者开始“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文艺的关系的问题的阐述，如艺术生产、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随后有的学者研究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批评的原则、文艺的真实性、典型观、对歌德的评论问题；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论等问题；两种文化理论，列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等论述。同时，有的学者则在汇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文艺的论说，不久后就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等作品。这些论著的出版在当时的语境中，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1989年前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无体系问题受到文艺理论界的极大关注。1980年代初，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都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们不过是些“断简残篇”，所谓体系性不过是人为的东西。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艺的论述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自成体系，并在学理上予以进一步的阐释。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艺术的著作“描绘成像欧内斯特·西蒙斯（Eruest J.Simmons）所说的支离破碎的‘碎片和补丁’”②。其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卢卡契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就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学理论学说有无体系问题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看法，经过一段比较集中的讨论，人们基本确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而关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整体面貌、逻辑结构等问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人认为是反映论，还有人认为是以实践为基础、以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实践存在论等等。③ 但至今仍有不少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自成体系的文艺学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无体系问题的论争，实质上是以往的探索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拓展，它加深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认识，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