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喻”思维是中国传统艺术发端的根本运思之法，据此不仅可以追溯文学艺术的起源，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说明人文创造中形象思维与审美观照的一般特征。文学创作离不开“象喻”思维，文论传统的形成也离不开“象喻”思维。“象喻”思维统摄了文学审美意象产生的全过程，包括艺术创作逻辑起点之“观物取象”、艺术创作心理机制之“立象见意”、艺术审美鉴赏之“象外之象”等。“象喻”思维所具有的理论普适性与逻辑品格，为文学艺术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一种阐释方法，并以思维取径上的相同与精神实质上的互通，衍生出或关联到“以象比德”、“取象比类”、“感物言志”、“比兴”、“得意忘象”、“缘情托物”、“借景言情”、“托物起兴”等艺术传统，所以钱钟书说：“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②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分析“象喻”对于文论传统形成的影响：一是作为广义人文起源说的文源于象，二是“以象比德”及比兴、言志等政教传统，三是以意象为元范畴的审美传统，旨在将文学观念的发生在“象喻”思维框架下贯通，揭示出中国文论传统自肇始期以来所蕴涵的逻辑思维的原初意义。 一、文源于象 “文”在本质上是可感知的“象”。文象同源的思想传统历史悠远，在三代文化中已经具有稳定的涵义，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知识话语，此一思想已经定型。先秦时期的“文”，主要是指礼乐之文。孔子所谓“文”，如《论语》中“天之将丧斯文也”（《子罕》），“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雍也》），“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③，等等，指的均为礼乐刑政。对此，后世学者常常心通意会，如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云：“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④ 以今人的眼光看，“文”之含义，小到可见的纹样、记号、文字符号，大到可感的社会文化制度乃至人的生存样态，涵盖了广义人文创造的各个领域，至大至广。 以礼乐为代表的人文制度是“观象制器”的产物。所谓“观物取象”是《易》学最核心的命题之一，源于人们对“象”本质的认识。古人认为《易》象集中体现了圣人之意，圣人受先验卦象启发，生出种种关于天之象、地之象与人之象的看法来，由“象”产生人类各种器物、仪式和制度，所以荀悦认为：“立象成器以为天下利，立制度之谓也。”⑤ 对于《易》学“观象制器”的说法，胡适就认为“本来只是一种文化起源的学说”⑥，更准确地讲，表达了一种人文起源的总体思想意识，代表人类文化创造的普遍意向。朱自清认为《周易》之所以能够由占筮之作提升为哲学论著，主要就取决于其融合儒道的理路与“观象制器”思想的拈出⑦。 从本质上看，人类生活在一个“象”组成的世界里，一切思想文化形态的产生都不过是“象”的复制再生与繁衍增殖。所谓文明的进程、政治的进步、理想的回归，“就是把‘意象’或完美的上天理想转变为人类器物、习俗和制度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尝试”⑧。礼乐的世界就是把“尊尊”、“亲亲”等抽象概念物化为可观的外部形式，把观念上的等级意识通过不同的物质形式隐含地表现出来，见之祭祀对象、祭品、服饰、丧葬等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乃至最细微之处，使人与人之间高低贵贱、亲疏远近通过外在形式一望而知。在古人的思想世界中，一切制度的合理性皆源于人们对于宇宙万象的体验、感悟与想象，“象喻”思维也正是借助“象”的解释和推衍所形成的符号系统来表征世界的本质与意义。譬如中国早期的象形字就是通过一套特有的象征意义传达出古人对于天、地、人的体认。在古人造字理论中，汉字以“象”为先，《汉书·艺文志》的“六书”⑨，按照戴震“四体二用”的分法，四“象”（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为经，转注、假借是派生的，这就突出了“象”在造字中的作用。“六书”中，象形居首，这是汉字最大的特点，所谓象形，就是有形可象，即以一种最简省、最鲜明的符号表达对自然万物的概括，既符合人们想象中的宇宙自然秩序，也契合人类自然情感的合理延伸。人们通过“象喻”的方式认识、把握世界，创造出人类的一切思想文化制度，并以这一套想象出来的制度统治、代替原有的真实世界。秩序制度一经形成，人们往往忘却其本象，而存心于外化之具象，并以“象”的世界代替了真实的世界。葛兆光认为：“这种‘象征’久而久之在人们心中却取代了事实世界，成了事实世界本身，它的地位越发地崇高，它的形式越发地隆重，它的作用也越发地巨大，而主持典礼的人，如巫、祝、史、宗等，他们掌握了这一套象征，拥有了沟通仪式两端（人／神、人／鬼、人／天）的权力，于是，‘思想’就成了通过‘象征世界’对‘事实世界’的使用、说明和解释。”⑩ 可以说，“象喻”思维是古代人文知识形成的基本运思方式与心理认同基础，是古代社会真理产生的思维机制。 在古人的文化视野中，礼乐之文本身就是“象喻”思维的产物，无论是器物之文、人身之文或文字之文、绘画之文，乃圣人据“天下之赜”符号化活动的产物。对此，《周易·系辞上》的说法最为经典，所谓圣人仰观于天，俯观于地，近取于身，远取于物，“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兴于此”(11)。在此，《易传》作者流露出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当“三才”、阴阳的平衡被打破，即不成文、不成象时，圣人通过“相杂”、“变”的方式，顺应阴阳之变，使“三才”达致新的平衡与和谐，有天地阴阳之和，方有钟鸣鼎食之政和与人文之和。关于“参伍之变”的说法，考古学者结合殷代文物考察，认为“文”是用三五片棕交错而织出不同的斜纹文样，是古人在长期的纺织实践中总结而来的(12)。实际上，任何物象的形成，都不免经历观念之象到心象到具象等一系列心理转化过程，其思维逻辑的成熟，正是基于对自然万象的认知为起点，并逐渐上升为社会人生价值层面的理论建构。对于文象之种种表征，古人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譬如《国语》有“言，身之文”（《晋语五》），“服，心之文”（《鲁语下》）(13)；《左传》有“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动作有文，言语有章”（《襄公三十一年》），“九文，六采，五章”（《昭公二十五年》）(14)；《墨子》有“锦绣文采靡曼之衣”（《辞过》）(15)；《荀子》有“文章致繁”（《王霸篇》），“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天论篇》）(16)；《礼记》有“声成文，谓之音”（《乐记》），“文以君子之容”，“文以君子之辞”（《表记》）(17)，等等。从以上关于言文、服文、容文、行文、辞文、礼文、德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文”是汉语中含义最丰富的语素之一，所统摄的意义系统极为宽泛，在不同的文化情景中代表了不同的意义，其指向涵盖了古代思想文化系统的诸多方面。“文”是由不同的线条、色彩、言行组成的体验感受，涵盖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一切色彩斑斓、变化有章、富有文饰的事物。从具象到抽象，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自然之象到社会人生之象，其多义性与歧义性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语义系统与思想空间，古人正是基于这种广义的、整体的文化理念来看待种种文象。换言之，“文”源于“象”，并为“象喻”思维的文化视野所统摄、所规范、所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