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2)03—0073—06 关于中国“现代性”概念的起源，一般在学术史上将其追溯到新时期以后，比如李欧梵先生就曾认为中文“现代性”这个词是近十几年才造出来的，并且推测，可能是詹姆逊在1985年到北大做关于后现代性的演讲时，连带着把现代性的概念一并介绍进入中国的[1]。而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性一词的使用要远远早于这个时间，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周作人、卢勋、袁可嘉等人翻译的文章里就已然出现过现代性概念①，更遑论还有我国学者以“现代性”为题撰写的文章，如孙伯謇1933年发表在《前途》第1卷第6期上的《中华民族的现代性》、杨维铨1933年发表在《新中华》第1卷第14期上的《美国文学的现代性》等等。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十七年里“现代性”更是被反复使用，经笔者统计，这期间国内发表在各种期刊上关于“现代性”的译文共有12篇②，全部译自苏联。这些译文中的现代性概念呈现出与其他时期迥然不同的特点——“人民性”、“革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定了“现代性”这个词汇的性质，以此为前提，现代性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褒义词，它被所有文艺工作者奉为最高目的。我们追溯现代性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就不能忽略现代性言说的各种可能性，无论这种言说离我们今天理解的现代性概念有多远，但它就是历史进程中不可缺失的一环，不对它进行讨论，“现代性”的概念就不完整。在此之前学界关于这十七年间的现代性内涵鲜有考证，本文不仅想要厘清这段时间内现代性的言说脉络，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词汇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意识形态如何在文化中发生作用。 一、何谓“现代性” 这一时期译文中对现代性有很精确的定义。苏联关于现代性一开始有着几种不同争论，比如，“有些人把现代性问题归结为现在的现象和过去的、未来的现象的纯年代上的区别”，还有一些人则认为“现代性是我们时代现象的比较本质的特征，它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现象的特征”；“第三种人说：现代性就是人民社会中的主要的、最重要的、主导的东西，即可以作为社会生活发展一定阶段的特征的东西。”[2]54这三种看法，事实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递进关系：第一种定义是我们接触现代性概念时，最初采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单纯地从时间上、纯年代上进行过去、现在、未来的划分；第二种定义，非常中性，现代性就是“我们时代现象比较本质的特征”，一是用“我们时代”与“其他时代”进行了时间上的区分，另外强调了现代性是时代本质的表征；第三种定义更多了一些限定词，“人民社会”这个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因此这里的现代性就有了批判的倾向，它只属于“人民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在苏联文艺理论家们看来，哪怕是第三种现代性概念也还不够准确，他们走得更远，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代性，除了“人民性”与“革命性”，其他内涵均遭到抛弃和批判，如“苏联代表斯别什涅夫同志”1959年在《电影剧作和现代性》报告中对现代性所下的定义： 现代性，这就是今日社会的脉搏，它激动着所有的人，它帮助人们看清复杂的世界，并找到自己在为美好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占的地位。 现代性也是人与人的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是人的新的社会心理的发展与巩固。 现代性也是为争取和平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而进行的斗争；是千百万人的创造性劳动；这是对宇宙的征服；这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历史正确性及其实际成果的肯定[3]6。 在这三个段落中，现代性这个主题词的宾语是“今日社会的脉搏”、“人与人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人的新的社会心理的发展”、“斗争”、“征服”、“千百万人的创造性劳动”以及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肯定。“社会主义”从语法角度作为修饰语，它确定无疑的是一个政治词汇，它同“人民”、“斗争”一起规定了现代性概念的性质。第二个给现代性下定义的是波·特洛非莫夫，他在《文学和艺术中的现代性》一文中对文学和艺术领域中的“现代性”进行阐释的时候说： 文学和艺术中的现代性，必须理解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最主要的、最本质的特点和矛盾在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的艺术的反映。我们文学和艺术中的现代性，首先是现代的主题、现代的描写对象、艺术家用自己的创作这种武器来争取建成共产主义的斗争[2]54。 在这个定义里现代性首先被限定为“文学和艺术领域中的现代性”；其次，除了把时间确定为“现代”之外，更重要的是规定了作品必须反映当前社会最核心的主题与描写对象，这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最后，作家写作的艺术目标是现代性，作为目的它又是为了终极目标“共产主义斗争”的胜利而服务的。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此处的现实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原则不同于原有的现实主义，它要求艺术家们从客观现实出发，在不断革新世界的过程中去描写现实，作为艺术目标的现代性要表现旧事物必然死亡、新事物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要用社会主义精神鼓舞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 二、现代性与人民性 “人民性”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属性之一种，它的审美倾向是提倡人们理想与战斗的、乐观的人生观，反映的是我们人民强健、乐观的面貌。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语境里，人民性被看成现实主义艺术的根本特征，它成了“真正现代性”的必要条件。所以苏联文学理论家德·尼古拉也夫会说“一部作品的主题，‘材料’是不能成为作品是否是‘现代性’或‘非现代性’的标准的。”他认为一部作品是否真正是现代性的“不仅要根据它的主题，而且要根据它所提出的问题，根据它的社会政治热情。文学只有当它和社会思想、社会情绪以及群众的希望息息相关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地为现代生活服务。文学如果不具有巨大的社会政治思想，如果不反映人民的思想和他的意愿，即使它描写的是‘现代主题’，也必然会死气沉沉、萎靡不振以至趋于死亡。”[4]45因此，现代主题是为人民的思想和意愿服务的。“人民性”与大众、与国民性不同，它向来就是一个政治词汇，它关注的现代性作品，不仅在主题方面要求有现代性，而且要求提出一系列真正迫切的、激动着广大农民集体和全体人民的问题，这样的作品才可称为“真正的现代性”，这也就是音乐理论家盖·胡鲍夫所说的，目前“已确定了苏联音乐创作在体现现代性的题材和形象上倾向现实主义与人民性方向的一个根本性的、有决定意义的转变”[5]63的发生，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苏联，也同样在中国的文艺理论界产生了共鸣，对“人民性”的首要强调，影响了这一时期文艺界对各种艺术流派的态度，最突出的现象是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形式主义艺术”即现代派艺术，其遭到抛弃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们违背了“人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