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悲剧观念与中国语境 在漫长的西方文艺史上，悲剧一直是高贵而成熟的艺术形态，也正因其尊贵，关于悲剧死亡的论调一直以来被学界热烈讨论。就文体形态而言，相比之下，现代人的情感模式为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而非悲剧和诗歌。悲剧死亡的另一重要缘由则在于，作为一种经验，传统悲剧的崇高色彩已经不再具有适合的土壤，现代社会乱象丛生，促使人们在价值观念上出现多元取向。这样一来，每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悲惨事件是更为鲜活的悲剧，牺牲、痛苦也不再必须升华为一种悲壮的审美体验。从后一种悲剧消亡的表征来看，所谓的“悲剧死亡”，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悲剧经验不再处于主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关注个体和日常的悲剧体验。可见，悲剧不是死亡了，而是变异了。如夏志清所言：“人在兽欲和习俗双重压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的有持续的崇高情感或热情的尽量发挥。”① 正是在这一语境下，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另辟蹊径，提出了更有生命力的现代悲剧观念。与传统悲剧理论不同，威廉斯和伊格尔顿把悲剧界定为具体的经验或事件。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悲剧体验如何在文学中加以书写？他们举出诸如易卜生、田纳西·威廉斯、劳伦斯、贝克特等作家，一方面说明现代文学写作已经从崇高的审美经验中走出来，部分地显现了现代悲剧经验的美学特质；另一方面，他们从文体上解决了悲剧形式被小说吞噬的状况，因为把悲剧界定为经验或事件，则小说同样具有承载这一经验的合法性，甚至比戏剧样式更有展现的张力。 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解决悲剧观念从传统到现代转换难题的手段，主要是重新界定悲剧这一范畴。威廉斯认为，“悲剧是一系列经验、习俗和(机构)制度”②。伊格尔顿在悲剧问题上则试图实现名实之间的沟通，这是在意识到悲剧理论建构危机之后的有意识突围。例如，他在肯定威廉斯的界定之后，马上提出了这一疑问：“我们为什么要用悲剧这一个词同时来指称《美狄亚》和《麦克白》，一个少年的被杀和一场矿难”③。描述性的界定或许更能表达悲剧这一范畴的内在张力，实际上，伊格尔顿认为“十分悲伤”的情感体验最能精确地概括悲剧，这比威廉斯所钟情的共同情感结构更具体。总之，威廉斯和伊格尔顿正是在强大的悲剧传统中找到了更为贴近现代社会的悲剧言说方式，不仅在文体上解决了长篇小说对悲剧形式的强势占领，更从审美情感上使濒临理论危机的悲剧传统安全着陆。因此，这样的范式转换把悲剧研究引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在对悲剧传统的反思中，威廉斯意识到悲剧理论无法与现代悲剧进行有效对话，甚至“现代悲剧理论对现代悲剧的存在持有否定态度”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悲剧理论先于悲剧创作，特别是用被学术系统化之后的理论规范考量现代悲剧，自然会出现格格不入的状况，这种“以古论今”的做法把批评理论与创作实践分离开来。虽然威廉斯在《现代悲剧》的第二部分把重点放在悲剧文本的批评实践上，但是，他所倡导的现代悲剧经验如何书写，这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那里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进一步，虽然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念不再追求形而上的价值尺度，而是把普通人物的日常灾难和痛苦纳入其研究重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悲剧书写完全成为私人化痛苦的倾泻，相反，在普通公众的偶然遭遇背后仍然有普遍性的不合理结构。正如威廉斯所言：“正是由于它的极端重要性，悲剧经验通常引发一个时代的根本信仰和矛盾。悲剧理论的有趣性则主要在于它深刻地体现了一个特定的文化形态和结构。”⑤这些观点启示我们，需要在悲剧研究中转变视角，“不再寻找悲剧的新的普遍意义，而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发现悲剧结构”⑥。进而，我们可以设问，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悲剧应该如何书写？又如何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并解决根本性的价值冲突？ 悲剧与中国的关系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真正的悲剧——在情节上追求大团圆的结局，悲剧主人公的人格体现“礼”多于“义”，虽多有牺牲的结局，却缺乏悲壮的色彩。这不仅影响了悲剧冲突的持续性，也是悲剧表达缺乏主体性精神的重要表征。当然，这些都是以西方悲剧理论传统为标杆所作的判断，而中国悲剧也不乏自身的独特性，如在苦情苦趣的情感基调中创造了浓郁的悲剧意境，使读者在忘我的审美观照中唏嘘感叹。⑦而如果以西方现代悲剧观念为参照，中国当代社会不仅存在滋生悲剧的土壤，更有大量悲剧文本的创作实践。 一般认为，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悲剧是唱主角的，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寻根文学，以至先锋文学，多以描写苦难、渲染悲剧色彩为主要特征。其中，余华的小说具有典型性。有人认为余华的《活着》标志着“后悲剧时代的来临”⑧，这一判断显然需要进一步说明：如果就中国文学发展的角度而言，余华的悲剧书写确实具有自己的特色，在人性深度和现实批判层面都具有突出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余华的《活着》引领了悲剧创作的转变。《活着》所展现的仍然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观念与偶然性命运之间的纠葛，除却主人公福贵的渺小外，其主体特征还是传统悲剧观念的重要体现。不过，纵观余华悲剧书写的变化，我们确实能发现其在悲剧观念上的嬗变。特别是在其新作《第七天》中，余华通过故事人物的经历把社会热点事件贯穿起来，没有刻意回避故事情节的公共性。尽管这部小说被诟病为“段子集锦”，但这样的公共事件的大集合也体现了作者对悲剧性表达的独特理解。结合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悲剧理论，我们不难看出，《第七天》以当代“中国式悲剧”的写作模式恰好应和了现代悲剧经验，主人公具有小人物的社会身份，在沉重的现实面前，个体无奈地为此付出代价，甚至死亡。这一对日常生活的怪诞书写使得现代悲剧在喜剧表达中更具张力。在方法论层次上，一直以来，以理论阐释文本是文学批评的通行惯例，而文本呼应理论或印证理论的做法似乎并不多见。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妨把《第七天》作为分析重点，而目标是探究现代悲剧理论的阐释力、书写的可行性以及与当代中国的深度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