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6)06-0120-08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6.06.018 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的话语建构，迄今已逾百年。在建国前的现代阶段，从古代“诗文评”传统破茧而出，筚路蓝缕，几多艰辛；在建国后的当代阶段，历经高歌猛进、风雨交加、云卷云舒；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众声喧哗，更有核心思路的更替。时至今日，文论界既需要、也能够在各种外来影响面前作出切合实际的独立判断，而独立判断是以深刻反思为基础的。反思的范围、方法与对象等，不应该有限定，但进入到深层次之后，也即文论发展的学理层次，像思维方式、核心范畴，体系建构等等，反思的范围将会聚焦于关键问题与核心人物。这种反思对于我们认清所走过的道路、选择未来的方向，进而推进21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百余年的文论话语建构过程，第一推动力莫过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政治变革的现实需要。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逐渐得到确立，并处于指导地位，当代文论领域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探讨尤其亦如此，如批评标准、创作方法、悲剧理论、典型问题等等。同时，就文论话语本身的学理建构而言，西方诸多理论家的影响极为深刻、十分深远，他们的名单如果详细开列，将会是长长的一串，位于名单前列的，当为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作为“三尔”之首的，无疑是黑格尔。 一、黑格尔学说初步译介与中国现代文论雏形 1903年马君武在《新民丛报》发表《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①，该文是“我国第一篇介绍黑格尔生平及思想的专文”，②标志着黑格尔学说正式登陆中国。目前所见较早运用黑格尔美学观点的文章，有1907年《小说林》创刊号上发表的《小说林缘起》③，徐念兹在文中以黑格尔美学思想阐释小说的审美境界，其见识颇具现代风貌。在20世纪前20年间，黑格尔的学说由于相当晦涩，并未引起国人太多的注意；但黑格尔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末却逐渐超过康德，从而黑格尔开始成为影响中国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到1937年共发表了有关黑格尔的文章近一百篇，是康德的三倍，也超过了所有其他的西方哲学思想家。”④其间，1931年在黑格尔去世一百周年之际所出版的《哲学评论》“黑格尔专号”，为黑格尔在中国的接受掀起了一波小高潮。 这一时期译介黑格尔学说的队伍中，主要哲学家有张颐、朱谦之、郭本道、贺麟、朱光潜、张君劢等诸位大师，其中贺麟先生的译介和研究最具代表性。仅就新中国建国前而言，贺先生积十年(1941-1950)之功翻译了《小逻辑》，还编译了一部分西方学者研究黑格尔的著作，如鲁一士的《黑格尔学述》、开尔德的《黑格尔》等⑤。在《黑格尔学述》后序中，贺麟先生写道：“我之所以译述黑格尔，其实时代的兴趣居多。”⑥他认为我国当时的政治、学术都与黑格尔时代类似，黑格尔思想中对民族性的强调，于我国具有唤醒民族精神的作用；黑格尔学说与当时中国社会情状的这种契合，是其思想得到较为顺利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贺麟先生在黑格尔哲学范畴的定名、后续研究力量的培养、中西融汇等方面的努力，把黑格尔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可以说，他们那一批学者对黑格尔学说的译介，为黑格尔思想介入中国现代文论提供了文献基础，而苏联官方文艺学的初步引入，则为中国现代文论接受黑格尔思想提供了可直接模仿的范本。 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共领导人托洛茨基、列宁等人论述文艺的著作就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理论著作也频频见于当时左翼文论家的著述中，而这些理论家同时也都深受黑格尔学说的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一些文艺学教材已经在模仿苏联文论教材的基本框架和理论立场来讨论文学问题，大致确定了中国当代文论的雏形。 需要注意的是，从思想传统角度看，“除了德国以外，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偏爱黑格尔。”⑦俄罗斯文化中对黑格尔及其本体论的重视，远远超过对康德及其认识论的评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文论界发生了较大变化：革命成功后，内部的异质声音逐步遭受压制，马克思文艺思想被庸俗化和教条化，关于文学观念的理解越来越同一化、标准化和黑格尔化，成为日益固化的意识形态构成元素。出于对俄国革命的憧憬和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期盼，一些左翼文论家在学习、模仿苏联文论的过程中，亦直接或间接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主要涉及文学本质、文学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文学理论基本概念范畴以及文论述说方式等等方面。 胡风、周扬等人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关于文学根本特征的认识上却是基本一致的：文艺来源于生活、文艺是生活的形象反映这一关键原则是他们的共识。胡风认为：文艺和科学是认识真理的不同形式，文艺通过感象的个体去表现普遍性；周扬认为：“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去达到客观的真实的。”⑧这一从黑格尔到别、车、杜关于文学艺术的基本看法，是当时众多文艺观念中最具革命性的。该文学基本观念在巴人的《文学读本》、《文学读本续编》⑨，蔡仪的《文学论初步》⑩，林焕平的《文学论教程》(11)等文论教材中均有体现，影响深远，为建国后的文学反映论奠定了基础。 对于文学创作活动的认识，他们普遍采用黑格尔认识论的基本模式来规定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周扬认为：“客观世界是离我们的主观而独立存在、发展的。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即人认识周围世界必须经过实践的过程。”(12)胡风在创作论上也强调认识的主客关系，不同的是他更多地强调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他认为艺术家在创作中对于外在生活绝不仅仅只是“看到”、“择出”、“采来”，而是要通过主观精神加以“肯定”、“拥有”、“蒸沸”和“提升”。(13) 在文论话语方面，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黑格尔在文论话语体系中的渗透已经初现规模，如内容与形式、典型、悲剧等概念范畴的运用，无不由黑格尔而来。胡风经常使用的“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人格力量”、“思想力”等话语，亦与黑格尔哲学密切相关。胡风与周扬之间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文字间充盈着黑格尔式的风格。周扬在批评胡风的“典型论”时，常引黑格尔的观点作为重要论据：“借一位思想家的说法，就是：‘每个人物都是典型，而同时又是全然独特的个性——这个人(This one)，如老赫格尔(即黑格尔)所说的那样’。”(14)“这一个”的理论即来源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对“感性确定性”的论述。在争论中，胡风进一步学习黑格尔哲学美学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文论，至20世纪40年代，黑格尔元素在胡风身上已经得到十分明显的体现。1944年写《人生·文艺·文艺批评》等文章时，胡风对黑格尔《逻辑学》和《美学》中内容与形式辩证法已有深入了解：“作品，有了某一程度完成性的，能够成为批评对象的作品，总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正像黑格尔所说：‘形式是向形式移行的内容，内容是向内容移行的形式’；就形式说，它是由内容产生，而且被内容包含的。”(15)1948年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美学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梳理，详细考察了黑格尔哲学的体系特征，大段引用黑格尔《美学》中的文字，还对黑格尔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反思。胡风认为：当时文论界流行的从概念出发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机械反映论等，其根源离不开对黑格尔的解读；胡风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主体能动性的强调来试图纠正庸俗唯物论的流弊。同时，胡风对黑格尔的悲剧冲突理论也予以改造，他的基本观点是“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16)。在对路翎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和《财主的儿女们》的评论中，胡风认为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郭素娥、魏海清、蒋纯祖等都是有着性格局限的执着者，由于他们执着于并不一定崇高的信念，在社会变革中必然走向悲剧性的毁灭。胡风的这一结论，明显地体现一种思路：把黑格尔悲剧冲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中强调历史视角的观点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