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史的写作与新世纪的政治建设问题，我想谈两点，一是政治化偏向的反拨和文学史独立品格的恢复，二是90年代以来新的文学史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史的写作迄今为止已有70多年的历史，在这70年间，新文学史的写作曾一度出现突出政治或“政治标准第一”的偏向，致使一些新文学史著带上了浓厚的政治化色彩，新文学史也因此而沦为了政治革命史，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品格，如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新文学史稿》，就是十分政治化的新文学史。所幸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在“文学是什么？现代文学是什么？”的深入思考中，逐步开始了对政治化偏向的纠正与反拨，新时期之初出现的唐弢等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率先透露出了这种反拨的讯息，但由于是历史转折时期的文学史著，唐弢本文学史并未能够完全清除政治化的痕迹，这从它的章节内容的安排和描述对象的选择取舍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唐弢本仍然把左翼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摆放在最中心、最醒目的位置上，对于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给予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并且，它所选择的作家，除了鲁、郭、茅、巴、老、曹几大家之外，主要就是左翼作家，而对非主流性质的文学（如资产阶级文学等）、非主流阵营的作家、流派（如沈从文、张爱玲、九叶诗派等）则采用轻视、排斥或舍弃的态度，可见，唐弢本对政治色彩的消解是有限的。 当然，要真正摆脱政治化偏向，恢复文学史的独立品格，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直到90年代人们还在为此而努力，90年代的“文学史还原”的呼声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这种渴望和努力。近年来，这一努力也已见成效，我们欣喜地发现了面貌一新的文学史，那就是钱理群等人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这部文学史著在纠正和摆脱政治化偏向方面，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首先，它破除了把新文学史视为政治革命史的一部分的观念，而十分关注文学的本体演变。其次，对现代文学对象它不因政治因素而分主次、论高下。它对过去被忽略轻视或被舍弃的文学对象进行了重新评价，并确立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如它把“通俗文学”纳入了自己的视域并给以应有的地位，在书中专门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谈说它；对于京派与海派，它也不回避；它提升了没有红色标记的作家沈从文的地位，在书中加以专章描述；它还为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和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钱本文学史的纠偏姿态以及著者思想观念的变革与更新。 文学史的写作，除了要解决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外，还要涉及到文学史观的问题。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新文学史写作同政治的贴近与疏离的过程，也就是冲破旧有文学史观、确立新的文学史观的过程。我们注意到，在政治对文学史写作施以强大影响的50、60年代，指导并支配文学史写作的，是由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而来的“新民主主义新文学史观”，在这种史观的影响、支配之下，新文学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与此同时，还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对新文学作了阶段划分，这实际上就是以毛泽东的论断来判断、理解新文学的，来阐释新文学的，当这种史观被推向极致的时候，就难免会出现新文学史被写成革命文学史的情况。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化色彩的清除和“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深入人心，文学史写作中旧有的史观开始被打破，新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逐步确立起来。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在绪论里明确表示，它是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的。如果说，钱理群本文学史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仅限于绪论中的提说而未真正贯穿到正文中去的话，1997年问世的苏光文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则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主要在于，该著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近代向现代过渡部分的文学都联为了一体，一同纳入“20世纪文学”的范围内来加以整体的观照和描述，在框架的构建方面，它鲜明地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观。从上述文学史著的出现可以肯定，文学史写作中，旧有史观正面临挑战，新的史观正在逐步确立，这对于文学史的写作，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