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任光椿同志讲了创作要有情、有胆、有识、有文，我很赞成。一个作家，要有情，没有情，你写什么？ 我出生于安福县的蒋家，我那个家庭属于官宦人家，世代书香。我的外祖父也是个大儒。但正是这两个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盆火，我走向革命，就是从这一盆火出发的。 我小的时候，我记事的时候，住在我舅舅家里。我的外祖父教了几十年书，他的学生都是当官的。有的官还做得很大。可是他自己连个举人都不是，因为他反对八股。那个时候，清朝考试就要八股，所以他没有被取，到了五十二岁的时候，得了一次拔贡。拔贡就是特科取士，这时他才当官，当了太守。太守相当于我们地区的专员，可是比现在的专员要神气一些（众笑）。他是很有名的。我从小就听到，说他好，有学问，有道德，是个清官，怎么好，怎么好。我那时就有点奇怪，因为我自小读了很多小说，爱思索，在那个家庭里，我又很寂寞，就想到一些问题。外祖父没有当官以前，当然是比较穷的，是穷儒罗。但他当了官以后，他在常德住的是大印子屋，三、四进，后面有后花园，有藏书楼，喂过孔雀，喂过鹦鹉。家里佣人很多，丫环、奶妈、老妈子、看门的、跟班的二爷、做饭的厨师，用了那么多人。那个云南的大理石，我刚才在文化馆文物室看到大理石罗！那时他家里可多呢！大理石的屏风，大屏风、小屏风，大理石桌子，有小桌子，还有弹古琴的大桌子，大理石凳子，大理石椅子，大理石茶几，一套一套。那时，我脑子里就奇怪罗，这些东西从云南搬回湖南来，在湖南修那么的房子还是清官（众笑），要是一个贪官，那又是怎样呢？他的官还只是一个太守，不是什么八府巡按啦，什么宰相啦。我问过我母亲：“他是清官吗？”母亲说：“是清官。”因为那时她看到的贪官多罗，比我外祖父有钱的多罗，比他有势力的多罗，所以她说他是清官。这就开始激起了我心里一盆火。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既不是家里的主人，也不是仆人。我是父亲死后跟着寡母寄人篱下的客人。因此我小的时候不爱讲话，这个环境，这个地位，没有我讲话的权利呀。我只能观察：这个人是个什么人，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这个像小说里面的什么人，这个像王熙凤，这个像薛宝钗，脑子里成天琢磨。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越久，我心头的火就越厉害。十冬腊月，舅舅他们打丫头，把丫头捆在床前的踏板上打，打人的脑袋像敲木鱼一样。快过年了，客堂里有蒲团、有红毡子，桌上铺了桌帘子。他们把丫头打了赶到堂屋里过夜，把衣服脱了，只让穿一件单衣，一条单裤。看到这情景，我没有办法睡着，半夜里，我把自己盖的一床小被子悄悄地送到堂屋，看见三个丫头抱着膀子坐在那桌子围帘底下，我把烘篮拿给她们，她们哭了，我也哭了。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后来能够参加革命，在革命中能够经受住一些考验，原因之一是这两个家给了我一团火，我恨死了他们。我脑子里想，这一些人哪，将来是要淘汰掉的，不淘汰是不行的。我脑子里的恶霸的形象就是我的三舅。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同我三舅吵架以后写的，在常德《民国日报》上发表的。开始他们怕得罪我三舅，不敢登。我和好朋友王剑虹跑到《民国日报》社，那时候我们年纪很轻，什么也不在乎。我说你们报纸要不登，我现在就到上海去了，上海有《民国日报》，我就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登这篇文章，而且要说你们常德的《民国日报》不敢登，你们是土豪劣绅的报纸。其实我也是说气话，吹大话，我哪有那么大的权力呀！我这个火，就是这么放起出来的，这第一炮就是对着我舅舅的。这是讲我舅舅家，再讲安福县我自己的蒋家。我四岁的时候，父亲死了。我母亲向来不当家，家里的事什么都不知道。她喜欢划拳、喝酒、作诗、吹笛子、吹箫、画画。因为我外祖父是儒生，她就从他那里学的这一套，别的她什么都不知道。家里的情况一天天紧，她感觉到了，但是到底有多少家当，她不知道。那时家里每天至少有一桌客，经常是一桌多；鸦片烟枪好几杆，客人来了都抽大烟，大烟那个时候还是贵的。我父亲死了以后呢？家里来了很多人，不是来吊孝的，是来要账的。全是债主，伯伯叔叔都是债主。我母亲没有办法，把家当全部卖了。母亲说：“有账的都来吧，我尽量还！我一定还清账了才走！”我母亲把账都还了，走了，走到了离县城不远的地方，还来了两个拦路的人。我母亲这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光人了，一顶轿子，带着我和还在吃奶的弟弟，一担挑子、一口箱子、一个网篮、一个铺盖卷儿。一个寡妇，离开了这么大的、有钱人家的时候，还遇见拦着轿子要账的人。我母亲说：“我的账都还清了，你们一定还要，走，到县上去！”这样，才把两个人打发走。在这些事实的教育下，我从小对姓蒋的人就没有感情，普通的人同人的感情都不可能有。你们是有钱的，我是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没有共同利害，你欢乐，我就痛苦；我要欢乐，你就不高兴，就是这么一回事。“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个话是对的。十八岁的那年，我回临澧一次，回来干什么呢？因为我想去上海念书，母亲没有钱，带我回来，找我的伯父要两百吊钱的账。那是父亲死后，我母亲卖房子和卖田的钱，是伯父经手帮我们卖的。卖了以后，伯父扣了两百吊钱，说是这两百吊钱暂时用一用，以后还你，一直就拖到我十八岁。我母亲卖田地还账的时候，我大概是五岁，一直拖到我十八岁。这两百吊钱，那个时候大约可以折合七八十块钱，还要加上利息。我们蒋家有祠堂，每年都收很多谷子，收很多钱。凡是蒋家的子弟，到省城长沙去念书的，每年可以补助十石谷子。凡是出省的，像我要去上海念书，祠堂可以补我二十石谷子，大概值四十元钱。我回来了，向祠堂管事的伯父提出来，请求补助。我们住过好几个爷爷的家里，他们对我们母女都待得很好，说我是蒋家的姑娘，大了有出息啊，请上座。把我的伯母、姑母都请了来，亲热得很哪！面子上做得很好哪！但是，祠堂不补助女的；账呢，没有，两百吊钱就是要不来。我母亲一生气，把借据撕了，说：“这钱本是姓蒋的，我就不要你们蒋家的钱，看我们会不会饿死。”从此我们就走了，再也没有回过临澧，我对临澧没有感情。五四年我回湖南一趟，到了常德，到了吉首，但没有到临澧。这次我又回到湖南，不到临澧，好似无情。但我想了想，对这个地方还是有感情的，因为我对乡亲们的生活，还是很挂念的。在短短的三天里，我看到这里各方面的变化都很大，我心里非常高兴。近六十年来，我们的革命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我们现在虽然不如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那样的富有，但是以我们过去的那样的起点，这六十年来我们还是大有成绩的，我们还是花了力气的。就是对老家的一些人，也不能无情，他们经受了六十年的变迁，如今也属于劳动人民。我应该关心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后代，我必须要对他们做些工作，尽到责任。 其次讲作家要有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思想解放。我十七岁多一点，十八岁，我就闯上海去了，在上海我没有一个亲戚，我们五六个朋友，都是女孩子，约着闯上海去了。我们六个人过的还是共产主义生活咧。我们不分家，六个人的钱，集中起来一块用，大概我够有胆的了。这一辈子，胆是有了，可是说老实话，也够受的了，自己应该总结教训。但我从来不叫苦，一个人如不经过苦，怎么能理解我们这个社会呀！在糖罐子里面生活怎么能理解我们这个社会呀！如果你不理解，你就不可能有高尚的感情。这就是说，有胆还必须有“识”，你得理解。从哪里理解呀？首先从书本上。什么书呀？马克思主义。七○年到七五年，“四人帮”把我关在牢里的时候，我通读了《马恩全集》。出牢以后，我向很多搞文学的人推荐。我说，时间不多，宁可少看几本小说，一定要看《马恩全集》。《马恩全集》也是最好的小说，那里面有比所有小说里面更可爱的人物，有比小说里面更有趣味的故事。那里面不只有小说，还有政治，有经济，有军事，有哲学。里面充满了人情，怎样对待朋友，怎么对付敌人。我说，这部书，我们搞创作的人不能不看。如果我们没有掌握正确的认识方法，没有正确的认识，光有胆，那样乱来能行吗？你必定得站得稳，才是真正有“胆”。像打架那样，练武功。你必定得站稳了脚，你这拳打出去才有劲嘛！自己站都站不稳，拳一出去，人家一下就把你打倒。所以你必定得站稳脚跟。怎样能站稳脚跟？要有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从社会斗争，从阶级斗争里面总统出来的经验理论。你看这些书，你就更懂得，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你就更懂得社会了。但是，你如果没有社会知识，你看那些书就会一点趣味也没有了，因此，还必须到社会上去，到广大的人民中去，提高丰富自己的认识。譬如，作家写文章，又怕违反政策，犯政治错误，老在那里琢磨，现在呀，中央提的什么问题，开了个什么会，讲了什么话呀？你老那样琢磨，琢磨来，琢磨去，就是不敢动笔；或是动了笔也不敢解放思想，别别扭扭，还觉得创作不自由。你应该懂得，中央的政策是从群众里面来的，是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提出来的。现在为什么在农村要推广责任制呢？那是因为过去吃大锅饭不好，农村生产上不去，群众不满意嘛。责任制是总结群众的经验才提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有马列主义，我们也要有生活。我们要用马列主义去观察社会生活，我们就比较能体会、懂得中央的政策。即使中央一时还没有谈，我们自己心里也应有点底。即使中央没有提反“偏向”，我们心里已经经常在注意了。如果自己心里有马列主义，有社会的实际经验，你就能更好地学习体会中央的政策，就能够更加容易和党中央取得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