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俄狄浦斯情结

      人文学科中的多文化研究近年来在美国不断涌现，其原因之一在于希望摆脱所谓霸权文化的控制。有人认为，西方文明的经典著作构成这种文化的支柱。多元文化论也许无意中造成了这么一种效果：它建立在不和谐之上的视角使我们得以窥见主流文化的奇特和混杂。现在依然需要对该文化的作品进行认真研究。

      就文化研究的目的来说，研究他人对经典文本的阐释与阅读这些文本一样重要。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往往是对文本的误读。譬如，席勒在《论审美教育的书简》中对康德的误读就影响了众多的读者，其人数远远超出费劲地啃康德原著的人。谈到这样的文本，“阅读”意味着逐字仔细琢磨，事先不带任何成见。

      阅读时，若采用这种方法，若带着纯真的眼光，或至少是带着被非西方文化研究或霸权文化中少数民族话语的研究磨炼得更为锐利的眼光，那么即便是希腊—罗马—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最熟悉、最经典的文本也会显得奇怪陌生，其陌生程度不亚于人类学家或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学者所发现的文本。事实上，它们显得如此怪异，你甚至怀疑它们究竟是否真的占据过任何支配地位，究竟是否真的被人读过。它们的内容是否曾经、是否可能、是否应该成为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的东西？它们的地位或许一直可以被其它东西所取代。我们甚至倾向于相信，有的“西方文化”课程与其说是揭示了、倒不如说是掩盖了“我们”的传统。这里不妨从我们目前文化传统的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西方文化中两个毋庸置疑的经典文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

      

      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杰出教授希利斯·米勒近影

      若仔细阅读《诗学》，人们都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当成一般悲剧的范例。在一些关键之处，他总要对其进行具体引证。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眼里，索氏之剧是他的悲剧理论旨在阐明的观点的一个突出例证。这一进行阐述的努力使《诗学》成了西方传统中伟大的奠基之作。迄今为止，各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几乎都在《诗学》中得到某种方式的预示：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模仿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甚至修辞性即所谓的解构性批评也莫不如此。弗洛伊德步亚里士多德之后尘，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解读成了本源之作。在弗洛伊德眼里，索福克勒斯之剧是他认为世人皆有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样板。列维—施特劳斯在解读该剧时采用的是典型的结构主义的方法，得出的也是典型的结构主义分析的结论。德里达在《白色神话》中对《诗学》的重新解读，则构成了所谓解构主义的关键文本。

      《诗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范例。如果有人发问：“你说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何义？”你不妨回答：“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是我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例证，它也证实了我的观点：以逻各斯为中心的文本都包含其自我削弱的反面论点，包含其自身解构的因素。”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东西都能够而且应该得到合理的解释，应该回到主宰它的理性或“逻各斯”上去。这或许就是斯蒂文斯称他为一具骨架的原因。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一部好的悲剧必须自身合乎逻辑，也就是说，其各种成分须与一个单一的行动和意义相关联，这样它们才会具有意义。任何无关的东西都必须排斥在外。这个合理的统一体就是剧本所谓的“逻各斯”。“逻各斯”一词在此有几种主要含义：存在的理由、目的、内在根据等。但正如亚里士多德的用法所示，“逻各斯”在希腊语里还有其它含义：理智、词、次序、安排、比率或比例。亚里士多德以冷静的推理方式写道：“悲剧情节不能由不合逻辑的成分构成。应该尽量排除任何不合理的东西，至少得让其处于剧本的行动之外。”就后面这一点，他举的例子是：“在《俄狄浦斯王》中，主人公对于拉伊俄斯是如何死的一无所知。”亚里士多德是对的，他一贯如此。但确切地说，他错了——错得很有趣。实际上，这种假设很荒唐，因为俄狄浦斯之妻伊俄卡斯忒或者皇宫里的其他人不可能不告诉他伊俄卡斯忒的前夫是如何死的。俄狄浦斯可能早就根据已知情况开始进行推断。然而，整部剧都取决于俄狄浦斯的无知。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做，他的说法与后来柯尔律治的“自愿暂停怀疑”如出一辙。我们必须使不合理的东西带有事实上的合理性，必须将不合逻辑之物视为合乎逻辑，正如该剧的一个基本的预先假定：“不合理的东西一旦被引进，而且看起来似乎具有可能性，我们就必须接受它，尽管它是荒谬的。”亚里士多德暗示这是《俄狄浦斯王》中唯一不合理的地方，但正如下文所示，在这一点上他错了。

      亚里士多德一心想将不合理的东西清扫出门，或使之合理化，转到其对立面。正因为如此，他坚持认为一部好的悲剧必须“有条不紊”。根据他的认识论，理性是清楚理解事物的力量。在观察过程中，事物的本质进入我们的大脑，得到清晰的理解。一部剧只有在完全被看明白的情况下才会合情合理。我们必须能从头到尾完整地记住它，此外，还必须能洞彻它，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剧中不能有任何不合理的混浊之处。

      在这里，正如在其它很多地方，亚里士多德是在把一部好悲剧与一个自然有机体作类比。谈到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求助，还真有不少可说的。《诗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想将悲剧变成一个自然生长物，并建立其分类系统。似乎悲剧构成另一个由自然决定的动物或植物，需要由这位充满理性、知识广博的哲学家来解释。一部好的悲剧和一个自然有机体均合情合理，均受制于“逻各斯”，故两者可以互为参照：“有生命体和有机体都要有一定的大小（但应能一举尽收眼底）。因此，就情节来说，一定的长度确有必要（也应能一举收入记忆）。……然而，就戏剧本身的特性来说，情节只要有条不紊，则越长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