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与巴赫金都是20世纪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家，他们富有原创性的符号学、文学理论、美学、哲学等思想成果是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新世纪思想学术发展的重要资源。无疑，两人分属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想阵营、不同的学术领域，其理论创造也属于不同时期。巴特是法国五、六十年代思想学术的先锋派，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弄潮儿，文风华丽、飘逸、奇诡，在碎片式的文本写作试验中创造并体验冲破单一、僵化、形而上学语言牢笼的快乐。“巴特更多是一个文本实践家，而不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家”。巴赫金却是在二、三十年代高压政治的阴云下，秉承俄罗斯思想家坚定、虔诚的思想传统，在19世纪俄罗斯小说、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的土壤上默默耕耘，获得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硕果。近年来有学者指出，巴特的文本理论创造受到了巴赫金的影响，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巴特思想形成了冲击，在某种意义上，巴特1967年—1968年的思想及文本实验就直接受到巴赫金思想的启迪。① 在巴特主持的研讨班上，克里斯特瓦以《巴赫金与小说词语》为题介绍了巴赫金的思想，巴特接触到了这一与他以往所坚持的人文科学模式完全不同的崭新的思想，在提交给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66年—1967年研讨班教学总结”中，巴特提到了这一思想带来的启示，“一种真正的语言空间”不应该是“为真实的逻辑服务的简单的线性话语，而是多样题材的并存（polygraphisme），其目的在于让各种写作与逻辑彼此对话。”② 巴特的文本理论与巴赫金“复调”理论是其代表性成果，二者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认真进行比较是很有意义的。以下就文本理论与“复调”理论的相关方面做一简单的比较。 一、文本理论与复调理论的相同性或曰相通性 （一）、巴特和巴赫金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研究、批评中提出理论主张，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他们的理论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而非纯粹思辨性、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哲学美学。巴特的文本理论的代表性文章如《从作品到文本》、《文本的快乐》、《文本理论》便是建立在对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等文本试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S／Z》、《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文本》便是其思想实验的成果。巴特在1970年出版的《S／Z》中开始使用文本理论的核心概念“互文性”一词。③ 同样，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也是建立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精心解读基础之上的，他的“复调”理论就发轫于1929年问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文学理论、美学方法论的特征，就是从典范性的个案入手，进入历史的长河，进而把握特定历史文化现象的本质。有学者指出，巴赫金的美学研究，也许是和他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和语言哲学家的双重角色有关，他总是对西方文化史上的典型文化现象甚至具体个案紧抓不放，就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从剩余价值入手一样，巴赫金美学研究有两个典型个案一以贯之，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④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系统的精细研究，如果没有对拉伯雷创作系统的精细研究，就不可能有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狂欢理论”。⑤ 巴特和巴赫金的理论不是脱离文学实践、大而无当、玄而又玄的理论信条，而是既有比较扎实的个案研究，又有鲜明的理论主张的理论创造，这在20世纪的文论史中是极具特色的。 （二）、巴特的文本理论（theory of text）、巴赫金的“复调”理论（theory of polyphony）深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影响。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在20世纪西方美学中，也存在一个类似于哲学思潮的“语言学转向”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潮流。西方学术界认为，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流行，和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有深刻的渊源关系，特别是他关于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组合和选择以及共时和历时的关系的一系列观念，往往是结构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⑥ 在这方面成就卓著的思想家中，巴特及其理论建树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关于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思想，构成巴特符号学及文学理论研究的思想起点，也是他的文本理论重要的影响元素。我们知道，巴特的文本理论主张，文本是开放的，是“可写的”；文本的意义是生产性的，是多元的；文本是对能指的放纵，没有汇拢点，没有收口，所指被一再后移；文本的指向是一种自由、快乐的想像和操作游戏；等等这些都可追溯到索绪尔语言学关于语言的本质的思想。巴特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热衷于语言的游戏、放纵想像的快乐，他继承并发挥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任意和约定关系的思想，其目的是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符号运用真相的揭示，来达到“总体上摧毁代码是自然的这类观念”，进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深入地批判。有学者指出，巴特的学术思想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化，其对语言本质的揭示及进而揭示资本主义文化特征的倾向，是一以贯之的。这可以看作是理解巴特符号学理论的一把钥匙。⑦ 巴赫金的美学理论与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也有一致之处，在“语言学转向”的总的背景下，巴赫金的美学理论，特别是他的“对话理论”代表了特别有生命力的、至今影响越来越大的研究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语言的“对话性”（dialogic）或者说“对话理论”，就是巴赫金对索绪尔语言学批判性反思的成果，对此，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家伊格尔顿指出：“索绪尔语言学的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是俄国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M.巴赫金（Mikhal Bakhtin）。他以同事V.N.瓦洛施诺夫（V.N.Voloshinov）的名字于1929年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题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巴赫金既强烈地反对索绪尔的‘客观主义的’（objectivist）语言学，也批评那些想代替它的‘主观主义的’（subjectivist）语言学。他把注意从抽象的Langue（语言）系统转向特定社会语境中的个人的具体言谈（utterances）。语言应该被视为本身就带有‘对话性’（dialogic）：语言只有从它必然要面向他者这一角度才能被把握。符号（sign）主要不应被视为一个（像信号［signal］那样的）固定单位，而应被视为言语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而符号在种种特定社会条件下浓缩于自身之内的种种社会语调、价值判断和内涵则会限制和改变它们的意义。”⑧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抽象的客观主义”的语言学，把语言看成一个稳定不变的系统，关注的是符号本身的内部逻辑，认为语言先于个人意识而独立存在，既与意识形态无关，也与历史没有任何联系。索绪尔把鲜活的语言系统化、概念化、抽象化了。强调言语的对话性，强调对话当中每一个个体的话语权，强调意义在对话中产生，是巴赫金“复调”理论的核心观念，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