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当艺术走出了博物馆和学院的围墙时才找回了它原本朴实、丰富而鲜活的角色内涵，在某些方面，犹如一些原始艺术在对应自然和族群因素时所呈现的天然浑成的关系。尽管艺术本身并没有直接了断过重大的实际问题，但生长于现实社会中的艺术却必然需要与自然和社会因素达成内在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内涵及价值标尺，就是看艺术的运用和介入是否合乎自然及社会中特定的生命群类之间合理的结构关系以及心理的需求。然而，由于艺术逐渐摆脱了宗教及神权的羁绊，尤其是步入了精英文化及纯粹形而上的殿堂之后，艺术与自然和社会伦理以及私人性的艺术与社会性的艺术之间产生了疏离和对立。因此，我们的艺术如何面对当代世界中自然问题和人类社会问题的挑战，超越艺术本体的价值取向，以及对于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两分观念，并建立起当代景观文化和公共艺术的价值体系及批评观，这已是我国该领域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建设所不可忽略的问题。 一、整体宇宙观下的艺术价值之审视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快速演进，生态环境及资源问题成为当今“地球村”中头等重大的问题，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种族及宗教问题而迫使人类对其作出优先反应。作为当代社会公共文化方式和观念载体之一的公共艺术，同样需要在诸多方面优先应对生态问题的考验与挑战，其中包括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文化生态中的诸多问题。客观上，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进入后工业及全球化时代之际，较大规模的公共艺术的规划和创作设计，多是作为城市地景（landscape）规划和设计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予以实施的，其中，所谓“纯艺术”与应用性的“设计艺术”、私人性质的艺术与公共艺术之间不再存在绝对的界线与鸿沟。这在当代地景和公共艺术的观念及处理手法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印证和体现，其中较为突出的认识是，当代景观和艺术设计不再是一般的模式化的产物，不再是传统的形式美概念的表达与演示，而是逐渐注重对于人们的内在心理世界产生激发和影响的意义。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强调城市地景对于人的生活态度、生活品质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而对于广义的、整体的生态环境品质的重视被提升到核心的位置。其中，无论是从自然科学或社会人文的视角都强调对于所有生命体的和谐共存的关怀。因而，当代公共艺术对于景观和公众日常生活空间的介入原则及其价值理念也必须与之相融合。 关于“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是随着人们的认识和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着的。19世纪中叶后西方生物学家把生态学定义为“关于生物有机体与其外部世界，亦即广义的生存条件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①。到20世纪中叶之后，面对环境、气候、资源、人口等急迫问题的现实挑战，科学界把生态学及“生态”的概念和范畴扩大到更为广泛的大系统，进一步注意到人类的生活、生产、消费、交往以及包括战争行为在内的社会过程，均会对生态系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明确地认识到生态学是研究自然界结构和功能的科学，并且整体性地理解到人类也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后由对一切生命系统的整体关照及类型化的叙事，又衍生出所谓“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及“社会生态”等类型化的概念，趋向于把人类与其他生命体归于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形成了广义的生态学认知。因而，在当代社会文化和公共艺术的实践与拓展中，对于维护自然生态及作为整体自然一部分的人类社会之生态平衡的思考与方法，必将成为其价值理论关注的重要内容。 稍加回顾我们发现，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哲学思考的重要内容。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自然宇宙的整体性与有机性的认识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其根源来自古希腊时期对于宇宙是有理智的有机体的认识。此如美国环境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阐释的那样：“人们在复活和修正这一概念时把它同化为15、16世纪的意识。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斯多葛主义，是作为后来有机论混合形式之基础的三大基本传统。……他们的共同前提是，宇宙的所有部分都处在一个有机整体中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从‘自然的亲和力’导出了所有的东西通过相互吸引和爱而连接在一起。自然界的所有部分都互相依赖，每一部分都反映宇宙其余部分的变化。世界各个部分的紧密结合不仅含有共同滋养和成长的意思，也含有共同忍受痛苦的意思。”② 正是秉承了中外古代文化传统中关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一体性的概念，现代景观和户外艺术设计才愈加明确地强调人类是庞大的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和挑战人类优越或相对独立于自然的观念，并在其文化理念和设计手法上避免人类与自然的两分。 客观上看，由于西方世界自18世纪以来科技、经济、社会及人文方面的迅猛发展和长期积累，并由于其现代进程中的民主化、法制化发展程度所提供的多重保障，以及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对于包括其城市景观规划设计和现代公共艺术的理念及方法等诸多方面均有着必然的推动和制衡作用，并形成了许多值得发展中国家关注与借鉴的理论和经验。其中，强调景观和公共艺术的生态化、人性化及人与物的交互性是其重要的理念和倾向。如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结和阐释上，法国艺术批评家卡特琳·格鲁（Catherine Grout）的有关言说即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例证③。她通过一些较为典型的案例的研究指出：当代景观及公共艺术实践的原则应该强调其“接待”、“沟通”、“嵌入”、“共融”、“多元”、“过程”等六个主要方面的功能作用和文化的价值意义④。尽管她是以特定的文化语境和具体实例作为表述的背景，但却不失其理论的普遍性和当代性。对此，我们有必要就其涉及的相应的部分对当代公共艺术实践中的普遍性问题及价值取向作出必要的关注与分析。 所谓“接待”，是重在艺术品的设置及其所在区域对于来访者们的接纳效能与亲和力，而非仅仅为了凸显艺术品本身的主体地位及艺术家自我表现的价值。其间，强调便利公众临近和享受艺术的构想方式、方法，使临近艺术的公众具有被接纳和关照的体验，而非艺术品单方面的张扬与自我表现。这里更为强调的是艺术介入的公共场域在其形态、功能及由此产生的心理效应上的服务性与适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