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运动已经80年了。作为文化启蒙运动及其思潮总爆发点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本身蕴含着一部世纪文化启示录。从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是要革新“精神界之文学”，从李大钊力主“人文改造”和胡适要为祖国生存“造新因”（注：参看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李大钊《“晨钟”之使命》， 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胡适留学日记》（3），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11月版。）来看，这场运动所启动的时代主题，它的思维指向，均牵涉着中国的命运与中国人文精神的形态。因此，重论“五四”话题，乃是对中国命运和中国人文形态的再思考，是一种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的世纪对话。 说“五四”是划时代的，这已是众口同声的说法。那么它这划时代的一笔，是从哪里划起？这就有必要对之作一番还原研究，返回作为其中心刊物的《新青年》的意念出发点，返回它的原始基因的最初形态。该刊1915年创刊时题为《青年杂志》，16开封面上方并坐着一排青年学生，标示以法语“青年”（LAJEUNESSE），下为中文刊题及美国19世纪“一往无前”、“独立自尊”的实业家卡内基的圆形头像。有位外国学者如此谈论《新青年》：“人们经常用它的副题‘LA JEUNESSE ’来称呼它。这个副题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它本身是法国文化和法国革命民主思想深远影响的反映，不仅影响了陈独秀本人，而且也影响了许多他的同代人。”（注：Witold Plodzinski:A History of China,Volume I,1979,P.437.）其实，封面作为早期“五四”人的精神形式的象征，隐喻着法国民主精神与美国创业姿态，创刊号与之配合的文章有陈独秀《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以及彭德尊的《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 这种精神形式和文化姿态，就是以一批敏锐而激进的知识分子为急先锋，肩负着民族危机的切肤之痛和无比悲愤，主动地接纳西方近代思潮，冲决传统罗网，解放活泼人性，以重造健康的文明。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为敏于自觉、勇于奋斗的青年力陈“六义”：（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这篇代发刊词中，陈独秀以激扬蹈厉的姿态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法则，宣布了文化人生的理想形式。当理想的人生形式与社会发生关系之时，陈独秀又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展示了社会文化思潮的选择。他认为“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所谓三大文明“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注：陈独秀《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均载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这三大文化思潮的介绍是混同的，又是前后有序的，反映着“五四”时期输入外国思潮的难免驳杂浮泛的整体观和进化观。值得注意的是它把社会主义列为最后一项，预示着陈独秀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契机。 从《新青年》以法语LA JEUNESSE 为副题， 到《新潮》以TheRenaissance（文艺复兴）为英文译名，在在都表明， “五四”时期之所谓“新”，就新在以忧患意识和进取意识接纳西方近代思潮，一扫传统文化的暮气和禁锢，推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或者说推进中国文化纳入世界近代文化的总体结构之中。《新青年》开辟“国外大事”、“世界说苑”诸栏目，《每周评论》开辟“国外大事述评”、“欧游记者特别通讯”诸栏目，昨日谈论“大英帝国之结构”、“美国大总统之选举竞争”，今日评述“欧战之新局面”、“俄国新政府之改组”。在这些启蒙主义者的心目中，世界变大了，中国与世界变得声气相通了，他们可以在夏天刚谈论过“易卜生主义”，到冬天就谈论起“Bolshevism的胜利”来了。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人文改造”的最杰出的贡献，它把中国人文变成一股奔流不息的活水，变成一个充满改革气息的开放系统。由于中国与世界文化对话的频繁、活跃、博览旁搜，由于汲取了世界文化中大量民主、科学的精华以及竞争、进取创造的意识，中国精神文化的革新与创造也就拓展了新的境界，展示了宏伟开阔的空间，它为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丰富多彩的可能形式，提供了开放性的新文化发展的逻辑。 二 然而开放性的新文化发展逻辑，在“五四”时期是带有浓郁的“五四形态”的。这种“五四形态”，就是渗透于文化思辨过程中的两极对立逻辑和进化论的逻辑。陈独秀思想较为激烈、宽泛、驳杂，因而这些逻辑形式表现得比较明显。比如他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并列三端：（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1915年 12月《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而他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 认为中国文明“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西方文明则是“最足以变古之道”的近代文明（注：陈独秀《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均载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这些判断黑白分明，粗而不精，足以激励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开拓进取的精神，略欠学术上精深的魅力，却为文化运动之为“运动”也者所必需，因为它扫除学究气，而洋溢着破旧立新的文化运动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