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缘起 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话题的缘起与我2016年拿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有关。我曾经多次提过，我之所以会做这样一个题目，部分也受惠于刘康教授。早在2010年，刘康教授在上海大学做过一次讲座，内容就是关于欧美左翼理论对中国问题的一些看法。我在做这个重大项目的过程中，刘康教授也非常积极地参与进来，并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个题目的基础上做了一点修改，即今天我们讨论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题目把“文论”改成了“理论”，同时把“中”去掉了。正是这一点修改，使论题的学术空间变得更大，整个研究范式也由此发生变化。我们以前其实更多的在中西之间讨论问题，但是刘康教授明确提出，我们现在仅仅用“中西之间”的方式来讨论可能不够。我们应该在“世界中的中国和西方”这一维度上来讨论。 在研究的推进过程中，我们与《探索与争鸣》杂志做了比较好的沟通，最终决定邀请朱立元教授、王宁教授、刘康教授一起来做一个对话，以开放式的讨论来提出我们对于相关问题的一些想法，这种形式可能比一般的会议发言更能激发思想的火花。这是这一次对谈的总体设想。 我在做上述重大项目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学术上如何进一步提升的问题。这几年我围绕课题写了十几篇文章，涵盖不同领域，但是也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我始终是在一种学术研究范式下自我重复。我个人对这种自我重复是非常不满意的。因此，这次讨论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和请教的机会。我想向各位教授请教的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对“西方文论的中国问题”或者“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话题的讨论其实由来已久，从我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文献来看，晚清出国留洋的一批留学生所做的一些学术研究中其实已经涉及类似的主题了，所以，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题目已经被研究了100多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怎么来做？相关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已经有很多学者在开荒拓土。像刘康教授这些年做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朱立元教授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论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论述，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还有王宁教授，他的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也是在全球视野下来梳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世界文学的互动和发展过程。这些研究跟我们在“世界中的中国和西方”这一语境下来讨论文学和文论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相关的。所以我想先请三位教授简单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或者前期的一些研究。 刘康(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曾军教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理论的话题、命题被提出来是有一定的契机和时间的。把话题放在一个历史化的或者一个大的语境下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先回应一下。按照刚才曾军教授给我们梳理的时间线，这个话题的提起，我们在座的几位都是第一线的参与者，很多想法都是我们历时很久，在一起思考酝酿的结果。我记得在2018年底上海交大的研讨会上，我讲了詹姆逊和中国的詹姆逊主义，当时我提出“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这个说法，但后来觉得“命运”好像有点宿命的感觉，感觉还是用“问题”比较好，叫China Question of Western Theory。必须讲明白，这里是question，不是problem。拉丁词汇中的problem和question有不一样的用法和含义。Question首先是一个动词和名词通用的词，既是动词“提问”，又是名词“问题”，而problem却不是动词，后来人们把它动词化了，成为problematize，翻译成中文叫“问题化”，比较别扭。所以我用的是question。对我而言，question涉及文科的本质：文科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问、质问、询问、追问，追寻真相，探究真理；文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提出问题。我们讲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不是要挑中国的刺，找中国的毛病，而是指西方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对各种各样问题的提问和质询，而这些问题也包括中国问题。 所谓的西方理论是什么？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把扣给它的“西方”这顶帽子摘掉？我想目前没有。这是为什么？因为西方理论来自西方的经验，从两希文明(希腊、希伯来)，到文艺复兴，到启蒙理性主义，形成了现代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体系，而这些都跟“西方”分不开。我们既不能否定，也没有办法绕开它，这是历史的真相。当然，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可以把“西方”的帽子摘掉，比如，我们从来不说西方的数学、西方的物理学、西方的化学等等。但是一旦涉及社会、人文和历史，我们就无法把“西方”摘掉。西方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体系自认为是普遍的或普适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跟自然科学没什么两样，但人类社会跟自然界现象相差很远，西方的社会与人文理论实际上是出自基于特定的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的具体、局部、特殊的经验的。所以西方理论企图提供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框架，企图要解答人类所有的人文、社会与历史问题，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