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I0-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2)03-0126-11 新時期以來，諸多的西方文學理論傳到了中國，40多年後回過頭來看這些理論，和國內其他西方文論相比，敘事學的成就應該是最大的，它不僅在學科內部發掘了中國古代敘事的魅力，在跨學科之間也促成了一些交叉研究，如敘事心理治療等，甚至推動了學科和非學科之間的“超學科”敘事的出現，如運用敘事學方法分析媒介社會、商業社會中的一些零散現象。這些成就，都離不開國內學界對西方敘事學的接受。由於西方敘事學在中國的接受涉及多學科乃至超學科的情況，為論述方便，本文集中梳理西方敘事學在中國文藝界尤其是文論界的接受情況。 一、對西方敘事學的介紹 國內對西方敘事學的接受，始於介紹和翻譯，興盛於對敘事學理論的運用以及和西方的對話，對話體現出中國的接受不是被動的接受，而是在接受的基礎上有所創造，從而在國際敘事學界發出自己的聲音。 就國內對西方敘事學的譯介看，首先是介紹，但影響更大的是翻譯。就介紹看，袁可嘉發表在《世界文學》1979年第2期上的《結構主義文學理論述評》應該是國內最早介紹結構主義的文章，文章中介紹了普羅普(Propp)、弗萊(Frye)和史科爾斯(Scholes)的結構主義敘事學理論，但沒有提及“敘事學”。首先以“敘事學”名稱來介紹該理論的是張隆溪發表在《讀書》1983年第11期上的《故事下面的故事——論結構主義敘事學》，該文基本上按照結構主義敘事學建構的邏輯順序，介紹了普羅普對童話故事基本形式的概括、列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對神話邏輯形式的探求，進而對格雷馬斯(Greimas)、托多洛夫(Todorov)等人的敘述語法加以介紹，最後在對結構主義敘事學的“總結與批評”中指出：其優點在於使人們意識到諸多現象背後有“隱含的共性和普遍聯繫”，為理解個別現象提供了一個“參照的思考框架”，其不足在於忽視作品的藝術價值、割斷作品和社會的聯繫、尋找敘述背後的超驗存在。即使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張隆溪的“總結與批評”都是高水準的。此後，隨著相關翻譯的推進，西方敘事學在國內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相關介紹也逐漸系統化。胡亞敏《結構主義敘事學探討》介紹了普羅普、列維—斯特勞斯、格雷馬斯、托多洛夫、熱奈特(Genette)等人的敘述學研究概貌；徐賁《小說敘述學研究概觀》主要是對普羅普、布雷蒙(Bremond)、格雷馬斯、里蒙-凱南(Rimmon-Kenan)、托馬舍夫斯基(Tomashelvsky)、查特曼(Chatman)、熱奈特觀點的介紹。1989年孟繁華出版了《敘事的藝術》，對敘事視角、時間、語言等進行專題介紹，但該書過於簡單，故反響不大。反響較大的是羅鋼出版於1994年的《敘事學導論》，該書從敘事文本、敘事功能、敘事語法、敘事時間、敘事情境、敘述聲音、敘事作品的接受等方面系統地介紹了結構主義敘事學，並主要以中國的作品為例來加以講解，深入淺出。結構主義敘事學的整體介紹，至此告一段落。 結構主義敘事學通常被稱為經典敘事學。1990年代後，敘事學打破結構主義牢籠，走向後經典敘事學。對後經典敘事學的介紹，除了一些譯著的說明和書評外，主要是論文和專著。就論文而言，申丹的《經典敘事學究竟是否已經過時?》和尚必武的《後經典敘事學的第二階段：命題與動向》可為代表。《經典敘事學究竟是否已經過時?》全面介紹了後經典敘事學的情況，認為後經典敘事學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是探討敘事作品的共有特徵，但和經典敘事學有差異，第二大類以闡釋具體作品的意義為主要目的。《後經典敘事學的第二階段：命題與動向》對後經典敘事學第二階段值得關注的六個動向做了說明。和申丹的文章相比，尚必武的文章在後經典敘事學的內涵和特點方面語焉不詳，但該文介紹了西方諸多的後經典敘事學的研究情況，可以作為申丹文章的補充。就專著而言，主要有三本：一是唐偉勝的《文本、語境、讀者：當代美國敘事理論研究》，對當代美國的女性主義敘事學、修辭敘事學、認知敘事學進行了介紹，並另設專章運用相關理論對作品加以解讀。二是尚必武的《當代西方後經典敘事學研究》，幾乎緊跟當前西方敘事學的進展，介紹了詩歌敘事學、非自然敘事學、語料庫敘事學、女性主義敘事理論、修辭敘事理論、敘事要件研究等當前西方敘事學界的相關研究。三是孔海龍、楊麗的《當代西方敘事理論新進展》，該書以問題意識為中心，圍繞某一問題，將經典敘事學和諸多後經典敘事學派別的觀點放在一起加以對照，如第五章“當代敘事理論中的空間”，討論了“經典敘事學中的空間”、“認知敘事空間”、“修辭敘事空間”、“女性主義敘事空間”、“非自然敘事空間”和“跨媒介敘事空間”。 就介紹看，後經典敘事學和經典敘事學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即前者緊跟西方的步伐，而後者有些滯後。這主要和時代有關。1960年代結構主義敘事學在西方興盛的時候，國內還沒有改革開放，所以1979年介紹進來的經典敘事學有些可能是西方已經過時的觀點。譬如說，托多洛夫1973年在新版《詩學》中的最後一章已由1968年版的“以自身為對象的詩學”改為“作為過渡的詩學”，這意味著他已經不再固守詩學的對象限於自身這一觀點，到1984年的《批評的批評——教育小說》，更進一步指出：“批評是對話，是關係平等的作家與批評家兩種聲音的相匯”，①就是說，1980年代的托多洛夫已經改變了自己1973年之前的觀點，但我們介紹的還是他1973年以前的觀點。這種情況在後經典敘事學中幾乎不存在，由於後經典敘事學正在發展之中，我們介紹的同時也是參與，尤其是申丹等人的研究，直接推動了國際敘事學的發展。對後經典敘事學的介紹，出現一個新的現象，即對具體理論家敘事思想的介紹和研究。如劉惠明的《作為中介的敘事——保羅·利科敘事理論研究》，將利科(Paul
)的敘事思想放在西方文論的背景下，對其話語理論、敘事循環、敘事運作、敘事身份等進行具體解讀。該書冠名“研究”，不是簡單的介紹，但畢竟以介紹為基礎，通過該書，讀者對利科的敘事理論還是有一個比較全面的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