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般文学研究相比，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的研究是落后的。儿童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以及研究方法，都滞后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但是，从纵向看，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自80年代末以来，儿童文学的研究已由单一的作家作品评论发展到将作家作品置于一定时代的文学思潮中去研究，基本理论方面，已开始注意新的理论的建构，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也正日益受关注，并出现了一些填补空白的著作和文章。 儿童文学是文学的一个独立的门类，它的研究理应包括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儿童文学评论和儿童文学史三个组成部分，而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又是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本文试图从这三个方面对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状况作一评述。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时期的最初几年。这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处于拨乱反正、澄清是非阶段。由于极左思潮的长期影响，当时的儿童文学理论界面临着恢复、清理工作。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具有针对性强、反驳性强的特点，出现了许多批判儿童文学极左思潮的理论文章，以陈伯吹的《在儿童文学战线上拨乱反正》（《光明日报》1979年6月18日）， 尚哨的《肃清流毒，解放思想，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研究》1979年总第1辑）等文章为代表， 都意在批判那荒唐岁月中儿童文学领域里的荒唐理论和可笑现象，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奠定了一个新的基调。 第二阶段为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过渡和调整阶段。这一时期，一些在儿童文学界纠缠不清的理论问题得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如关于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这一观点是60年代初提出的；当时“教育”的含义，确切地说是政治思想教育，即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新时期以来，这一观点仍较流行，尽管“教育”的含义已有所延伸，代表性的文章有鲁兵的《教育儿童的文学》、《小娃娃的教育和文学》（鲁兵《教育儿童的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贺嘉的《坚持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载《儿童文学研究》第13辑）等。但是，这一观点一直受到挑战，经过理论界的长期论争，这一时期已基本一致地认为儿童文学除了具有教育功能外，还具有认识、审美和娱乐功能，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有刘厚明的《导思·染情·益智·添趣——试谈儿童文学的功能》（《文艺研究》81年第4期）， 王若望的《儿童文学和教育》（同上），陈子君的《要继续研究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同上，第17辑）等。随着这一理论问题的基本解决，“儿童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这一命题也一再被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特性开始回归，儿童文学也随之更具体地被分为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三个部分。在理论论争的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关于儿童文学或某一文体的基本理论书籍，有洪讯涛著的《童话学》（讲稿）（安徽少年出版社，1986年），这是一部文体论著作，它将童话这门学科从基本理论、发展历史、作家作品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阐述，许多观点在当时是先进的，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但论述不够深入，体系上也欠严密。任大霖的《儿童小说创作论》（中国少儿出版社，1987年）是一部创作论著作，著者对儿童小说的特点、题材和主题、艺术构思、人物形象、情节、语言等作了详尽论述，特别对儿童小说审美作用的阐述有独到的见解。其他的有陈伯吹的论文集《儿童文学在探索中前进》（四川少儿出版社，1982年），张锦贻的《儿童文学的体裁及其特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汪习麟的《儿童诗散论》（陕西少儿出版社，1984年），贺宜的《漫谈童话》以及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五院校合编）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蒋风主编）同于1982年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等。此外，还有一些理论文章，如黄庆云的《童话与时代精神》（载《儿童文学十八讲》，陕西少儿出版社，1984年版），张擎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荒诞性》（《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2期），吴风岗的（《儿童心理与幼儿读物》等。他们有的对儿童文学的概念作了界定，有的对儿童文学与政治和现实的关系作了论述，有的则从体裁上予以阐述，对于普及儿童文学知识和刚刚恢复元气的儿童文学创作无疑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于刚从十年浩劫中清醒过来的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也不啻是一个推动。但总体说来，此时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实用性强，系统性不足，论述也显零散。 第三阶段从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澄清，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变得活跃了，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宽，出现了一批学术水准不一，但富有学术个性和学术品味的理论著作和文章。班马著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一书，从儿童文学的美学角度，关注儿童文学的接受主体和创作主体两个方面，提出了“走出自我封闭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必要性，将研究儿童文学的视点由具体的生活空间转移到儿童所需的精神空间上，“重视儿童读者在审美态度上对外部世界的主动追求性，从而突破局限在‘儿童生活’的狭小的描写空间”。并以此摆脱儿童文学中“儿童反儿童化”这一美学悖论。应该说作者提出了儿童文学理论的新命题，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孙建江著的《童话艺术空间论》一书，以我国的童话理论缺乏空间意识为出发点，从当代童话“作者的空间思维”、“作品的空间构成”、“儿童对于空间的心理需求”、“空间结构的网络”等几个方面，论述了童话与幻想、童话中的虚虚实实、大小相对及假定性与合理性的关系，从文本的角度将童话的幻想看作是一个自足的系统，看作是一个过程，从而深入到对童话幻想的内部生存机制的研究并由此最终完成对童话的总体把握。该著对童话作出新的阐释，提出了童话（甚至可以说是儿童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理论命题：“幻想载体——幻想空间”。尽管有些章节论述未详尽展开，但研究视角新，对童话创作的创新有一定的启发。汤锐的《比较儿童文学初探》则是一部尝试构筑中西儿童文学比较研究新范式的理论专著。汤著将中西儿童文学的发展各理出一条线索，来研究各自的发展轨迹和特点，对中西儿童文学进行了平行的比较、分析，以历史为经线，以理论视角为纬线构织了一个史论结合的比较研究的新范式。这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比较儿童文学著作，为儿童文学界单一的研究方法注入了活力。由于儿童文学审美特性的回归，从审美角度关注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儿童文学审美指令》（王泉根著）和《儿童文学美学》（杨实诚著）也在这一时期面世。前者以“儿童文学与审美”为中心，提出了“接受主体审美意识的自我选择与儿童文学两大部类”这一新的理论命题；后者则顺着审美关系这条主线，力图建立一个不同于一般艺术美学的儿童文学美学体系。而刘绪源著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以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了新的划分，将儿童文学作品归到“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自然的母题”这三大母题下，从审美特征的角度整体把握这三大母题及其各自的独特意义，从而把握各个母题的过去与未来的发展。刘著的这种分析从审美层次看有新颖独特之处，但也有欠缺之处，用这三大母题来囊括所有儿童文学作品跟不上创作的发展，如将“未来型”、“力量型”、“现代型”、“科幻型”等儿童文学作品纳入这三大母题之下显然有点勉强。对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力图进行较全面考察和总结的有孙建江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江苏少儿出版社，1995年），该著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置于社会和文学思潮中进行总体把握，从文本的角度，将我国儿童文学格局表述为：以教育型为主，以温情型、游戏型为辅兼及其它，对我国儿童文学观的确立、儿童文学思潮、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等作了较精当的阐述。不足之处是对十七年及文革10年的儿童文学的论述不够。此外，这时期还有郑光中的《幼儿文学ABC》、曹文轩的《儿童文学新思潮》、 王泉根《儿童文学美学沉思录》等著作以及黄云生《简论儿童文学创作的读者意识》（《探索》1988年第3期）、 张锦贻《论低幼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及其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等理论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