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当代诗坛是一个爱争论的地方，也许诗人们都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而他们的争论给诗歌理论带来了活力则是毫无疑问的。最近一次诗歌界的聚会上，诗人们为写作立场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围绕着对“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话题进行认真的检讨、辨析与反省。有人认为，这场争论有益于将20年来中国新诗潮的讨论引向深入。 几位诗人明确提出“民间写作”的口号，并对他们称之为的“知识分子写作”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民间写作就是一种与日常生活与现实语境发生密切关联的“原创的”、富有活力的口语性写作，而知识分子写作过分依据知识优势，以翻译诗歌为写作资源。于是，争论在所难免。对“知识分子写作”批评比较尖锐的是于坚。他说，你为知识分子辩护，为什么不为诗辩护？诗人首先是一种异类、赤子，他要关心大地、关心环境、关心日常生活，在自己的母语之光的照耀下写作。诗人的立场就是诗人的立场，立足于观察生活，不必给自己制造某种“被压抑”的身份。“日常生活”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但五六十年代以来却被排斥在写作之外，诗人热衷于写宏伟的观念，但却离开了真实。我渴望平庸地活着，写不朽的作品。某种意义上，没有庸俗的德国小市民歌德，就没有伟大的诗人歌德。但在我们的当代历史中，我们却一直没有稳定的历史联系的日常生活，变来变去，文化的变动使大家成了没有记忆的人，永远生活在一个地震后的唐山里面。我们没有“存在的诗人”，只有“关心存在的诗人”，没有原创性的写作，这一点比不上古代。西方人非常尊重古代的中国诗人，可李白、杜甫连越南老挝都不知道。沈奇说，“知识分子写作”也反映了一种“文化心态”，即理论贵族的心态。伊沙与徐江主张诗歌界应向公众敞开，诗人应在今天的市场时代谋求生存之道。甚至“中性”意义上的“炒作”也是可以的、必需的。 对于上述批评，王家新作了尖锐的反驳，他说，“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任何伟大的诗人都不可能完全与他的时代保持一致，不是一致感而是错位感造就一位伟大的诗人。主张写所谓鲜活的“日常生活”，还讲什么“炒作”，这同“生活的美容师”有什么区别？这种诗人不过是消费时代的弄臣。孙文波认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显然是相对的，李白和杜甫也是“知识分子”，因为在知识系统里他更高些。“知识分子”不是一种特别的身份，而是一种理解。在目下的语境中，资源共生是一种必然，许多伟大的诗人都同时是知识分子，写作无法回避西方的文化与精神资源。诗人西渡也反驳了否定知识分子写作的观点，他说人对知识的热衷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将利用西方的诗歌资源说成是“买办”是一种强辞。 但一些诗人特别是诗评家并不认为“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必然构成非此即彼的对立。陈仲义全面分析了两种诗学立场的优势与不足，倡导在强调差异的同时也要看到共同性。他说，“知识分子写作”所着重强调的是一种独立的和批判性的立场，它在文本特征上接近于一种“智性写作”；而“民间写作”所强调的是写作的某种“平民”立场，从文本角度看比较接近于一种“口语”写作。口语写作的优势是它立足生活的原生态，强调写作的原创与本真，80年代以来对当代诗歌有很大贡献，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在清除语言的文化积垢上做了很大的推进工作。但问题也在于：口语诗是否也特别容易炮制？“知识分子写作”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写作趋向弱化，走向学院的、书斋式的写作。新诗写作的资源比较少，没有多少既成的东西可以遵从，因此模仿大师是可以的，但将西方的写作成为唯一的资源，轻视当下本土，诗中过多的引用，修辞至上，语言艰涩，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与之相比，口语诗体现了对强势文化的反抗，但掌握不好，差之毫厘就很容易掉入陷阱，成了“口水”。由此看来，双方的优势和不足互现，没有必要一争高下。张清华强调了“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统一性和互补性。他说诗人之间的分歧并不令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双方竟然是在“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两个词语下进行交锋。在我看，它们的含义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在当代的语境中尤其如此，“知识分子”的非体制性同“民间”的概念很接近。从写作来看，两者一个强调活力，一个强调高度；一个倾向于消解，一个倾向于建构，正好优势互现，不足互现，因此大家要达成兼容互谅，保持自省。 这次理论争鸣是在4 月份由《诗探索》组织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上集中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