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们这期论坛的题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再评价”，之所以叫“再评价”，是因为我们不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做专题讨论，而是希望立足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现状，来反观“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得失，以求对我们当下的研究有所启示。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有着很大的热情，这种引介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在不同的时段，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学界是将“西马”作为一种新的视野来对待的。近些年，“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较为流行的理论。但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应保持警惕的观点也一直存在，不少学者都指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等方面的问题。 近些年，中国文艺理论界开始反思文艺理论研究的“西马化”倾向。在今天对“西马化”的反思有一个现实动因，就是我们在总结新时期30多年来学术史的时候发现，我们引介了那么多西方理论，但是如果追问一下，中国化的或者说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是什么？那么会发现情况不容乐观。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尺度或标准，去深入地看一下西方文艺理论究竟能对我们中国文论的建设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尺度，我觉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尺度，比如说实践性强，比如说学理性更足，比如说更容易批评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等等，而应该立足我们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对其进行反观。 我们首先请丁国旗老师做一个开场发言。(发言另发) 赵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我觉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个比较成问题的概念，应该说这个词的发明是从梅洛—庞蒂开始的。当时，梅洛—庞蒂只是在他一部著作的前言中给出了一个相当临时的、不严格的界说，他把受卢卡奇的理论影响或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解释马克思话语的很多流派都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中。而对梅洛—庞蒂及采用了这一提法的人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指“人道主义”、“主体主义”或“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潜在传统。 我认为，使用“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更为合适，因为，自马克思理论话语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领域都形成了流派众多的发展，在政治、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当中，都形成了很多不同的重要思想资源。但很难说这些资源都能被纳入到梅洛—庞蒂所规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中。 就国内的思想语境的历史情境而言，我们1980年代以后，更多地引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具倾向性地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重审、重释马克思主义，这是当时历史情境中的一种需要。但也要看到，自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引入、重释发轫迄今，“西马”的概念一直未得到充分反思，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习惯于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指称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性的默认。 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赵文，我打断你一下。我来之前还特意翻了黄枬森编的八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谈的就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基本不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而是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在匈牙利，等等。然后，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他们的一些观点。按常规的思路说，最后这卷就叫“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呗，但他基本没有用这个概念。我就补充这些。 赵文：是的。黄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所使用的这种分类法是非常科学的。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并不以一个没有经过严格界定的概念来划定一个领域，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影响和发展作为自身的坐标，我觉得这才是合适的做法。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今天国内学界，特别是在涉及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里，人们也越来越不再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范畴了。比如，上海复旦大学成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广泛地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慢慢被淘汰、被弃用的概念。 回过头来说，刚才丁老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刚才在发言当中使用了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哲学”，特别是谈到了卢卡奇的巨大“功绩”之一就是用黑格尔的哲学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话语更具有“哲学性”——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马克思的理论更具有辩证法的特征”。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成问题的地方。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发展脉络来讲，就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工人运动的目的和任务无非就是终结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从《巴黎手稿》到“政治经济批判”的思想发展也是要最终在现实中终结“哲学思辨”。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语境中，“哲学”是现代资产阶级争取自身文化领导权的一种话语建构，这一点康德在《科系之争》当中就做出过非常明确的分析和说明，只有在学院话语中以理论的方式把特殊的利益表述为普遍的利益才能争得文化上的领导权，这个过程是内在于整个17到18世纪的资产阶级高级文化形成过程当中的。所以说，“具有哲学色彩”的“哲学”本身是一种“学院话语”，虽然不可否认“哲学”作为认识外部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说有“求真”的一面，但在历史实践中，它的古典形态及现代形态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话语性质。而马克思本人的“哲学道路”恰恰是不断与这种“哲学”在进行“告别”的过程。马克思在大学时期是黑格尔哲学的追随者，也通读过康德的批判哲学，并且熟谙费尔巴哈及新黑格尔主义，但是从1844年《巴黎手稿》时期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之时，在马克思那里出现了明显的“哲学的中断”，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的话语和问题发生了明显的转换，或者说他的思考转换了场地，进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资本论”时期，进入到一个“科学的时期”。我觉得这个道路是马克思不断在告别作为学院体制的哲学的道路。马克思的哲学无需通过“黑格尔色彩”或“康德色彩”来确证其为哲学，马克思的哲学作为一种新哲学，是存在于他的成熟之作《资本论》当中的，那是一个科学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