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12-0127-08 一、“文学是什么”是一个伪问题吗？ 这些年，一些人对于“文学是什么”失去了提问的兴趣，不仅失去了兴趣，而且试图证明“文学是什么”是一个“伪问题”。对于“文学是什么”失去提问的兴趣，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文学接受不必从追问“文学是什么”开始。文学接受最直接的方式是在阅读中对文学心领神会。如果连基本的文学阅读都不具备，那么，关于“文学”的提问很可能就会远离提问的初衷——要么演变为无聊的概念游戏，要么以定义的方式结束提问。概念游戏不能使我们走进文学，文学定义也不能帮助我们真正了解文学。任何概念游戏或文学定义对于文学，都不过是削足适履的规定。在鲜活的文学事实面前，概念游戏和文学定义永远是灰色的、僵硬的和不得要领的。 既然如此，追问“文学是什么”不就没有意义了吗？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一般说来，人们对于文学的接受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的：一种是如前所述，在阅读中对文学心领意会，实现文学意义的生成，这是读者的文学接受。这中间不需要“介质”，任何先入为主的概念(定义)主导不仅无助于文学意义的实现，而且会破坏这种实现；另一种方式是将文学问题转化为知识论问题，通过批评以及理论活动，将文学那不可“言说”的神秘转化为可以“言说”的价值——张扬文学的精神，表达文学的观念，提出文学的主张——这是理论家和批评家的文学接受。这两种方式对于文学都是必要的。缺乏第一种方式的接受，我们对于文学就不能做到将心比心、“了解之同情”，而只能隔靴搔痒，纸上谈兵，做空头文章；没有第二种方式，文学的理性就无法建立，文学的意义也就转化不成可以分享的价值。通过追问“文学是什么”，文学的观念得以张扬，文学理性得以建立，而文学的“知识”才会成为可能。 那么，“文学是什么”为什么被指斥为“伪问题”呢？ 科学认为，所谓“伪问题”，一般是不能够提供答案的问题。“伪问题”所以不能提供答案，是因为关于“伪问题”的任何答案都是无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从语言陈述的角度认为，“伪问题”的命题陈述看似符合语法规则，却不向我们陈述任何东西，它本身既不真，也不假，因此是无意义的。例如，“真理的颜色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真理本身无所谓“红色”和“蓝色”，所以，关于“真理是红色的”还是“真理是蓝色的”的任何答案都是无意义的。 国内一些学者之所以把“文学是什么”指斥为伪问题，可能是受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文学是什么”的提问千百年来没有结果，既然没有结果，追问下去当然没有意义。因此，“文学是什么”就是“伪问题”。 我们不能用逻辑实证主义“没有意义”或“没有结果”这一标准来断定“文学是什么”是一个伪问题。原因在于，文学的提问，是不可以等同于自然科学的提问的。自然科学追求因果关系，有问题必有答案，在特定条件下，答案是唯一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演进，通常表现为一种范式对于另一种范式的替代。当旧有的范式不足以解释新问题时，新的范式就应运而生。所以自然科学的知识演进通常表现为线性的运动。而文学的提问，不是一个简单的应答逻辑，而是一个意义寻觅的过程。文学“提问”的目的，不在于给出结论，而在于呈现问题，丰富意义。正因为如此，文学的“知识”呈现累积性的特点。你只能在某个理论基础上展开提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是怎样提出来的——已有的知识给了这个问题怎样的解答，而不能推翻前见，横空出世。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理解——理解只能逼近，而不可能终止。这是文学答案无解的原因。文学的答案无解，但文学的意义却绵延不绝。所以，不能用“无意义”或“无结果”来断定“文学是什么”是伪问题。 当然，如果缺乏语境和问题意识，那么，“文学是什么”也可能转化为伪问题。 在中国理论界，“伪问题”确实十分泛滥。“伪问题”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原因，一是一些研究者缺乏专业化的问题意识和眼光，而往往想当然、习惯于从经验和感受出发提问，结果问题成了“伪问题”。二是缺乏知识谱系的清理，不习惯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提问，导致“问题意识”模糊。例如，“苹果为什么落地”，用“瓜熟蒂落”作为回答，生成的是常识和经验，而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因为，苹果落地，与苹果是否成熟没有必然联系。只有借助“引力”的概念，“落地”的解释才成为可能。所以，“引力”是“苹果为什么落地”成为一个“问题”的知识根据。否则，它就可能是“伪问题”。“文学是什么”的提问也是这样，如果试图通过给出文学的本质来一劳永逸地终结文学的提问，这样的提问就是“伪问题”。因为，这里所谓的“本质”已经被超验化、绝对化或固化了，远离了文学实际。缺乏语境和知识学的限定，文学的提问就会陷入“空洞的能指”之中。 所以，“问题”之成为“问题”而不是“伪问题”，关键是要避免脱离语境和知识学限定的“大问题”纠缠——划清边界，厘定限度，在特定语境或知识学背景下提出问题。 我们来分析特雷·伊格尔顿之“文学是什么”的提问。 在那本对中国文学理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理论著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里，“文学是什么”是作为全书导言的标题出现的。也就是说，“导言”以澄清“文学是什么”的各种言论为切入点展开自己的理论叙述。首先，作者分析了流行的把文学定义为“虚构(fiction)意义上的‘想象性’(imaginative)写作”这一观点，认为这个定义实际是行不通的。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在17世纪的英国文学传统里，文学是包含了各种著述的统称，不仅包括想象性的著作，还包括非想象性著述。17世纪的法国文学也是如此。因此，用“事实”(fact)和“虚构”(fiction)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对于理解文学并无多大的帮助。“创造性的”和“想象性的”作品，不应当仅仅包括文学，还应该包括历史、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作品。其次，作者分析了把文学定义为“以某种特殊方式运用语言”这一观点。伊格尔顿主要是针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罗曼·雅各布逊的观点而展开分析的。以罗曼·雅各布逊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强调文学语言对于日常语言的有组织的暴力和偏离。它“炫耀自己的物质存在”。伊格尔顿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所强调的实质是一种形式语言学，形式语言学关心的是语言结构而不是一个人实际上可能说些什么——即语言在特定环境下的运用。因此，形式主义者的问题在于越过对于文学“内容”的分析而去研究文学的形式。他们不仅颠倒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且赋予了“形式”以独有的本体地位：内容成为了手段——成为了只是为某种特殊的形式演练而提供的素材。而被形式主义推崇的“文学性”，实际存在于一切以语言为媒介的书写中，而不仅仅属于文学。这样看来，把文学定义为由“语言”构成的“文学性”方面，显然是以偏概全。第三，伊格尔顿分析了“文学是自我指涉的语言”这一观点。所谓自我指涉，就是文学指向语言本身。伊格尔顿认为，诗歌、戏剧、小说的“非实用”性质，并不能保证读者对之“非实用的阅读”学术机构中那些作为文学加以研究的作品，实际是在被“读做”文学的过程中“构造”出来的。有些文本的文学性是天生的，有些是获得的，还有一些是被强加的。由此，伊格尔顿得出结论，文学是一个历史的、不断变化的范畴：“文学并不是从《贝奥武甫》直到弗吉尼亚·沃尔夫的某种写作所展示的某一或某些内在性质，而是人们把自己联系于作品的一些方式。在由于各种原因而被称为‘文学’的一切中，想分离出一些永恒的内在特征也许不太容易。事实上，这就像试图确定一切游戏所共有的唯一区别性特征一样不可能。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