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在文艺学领域没有什么贡献的吾辈，是没有资格来谈论“创新”这样一个题目的，我这儿所谈的，只能是个人多年来从事文艺学专业的体悟与感受，以及自我反思的有关问题。拟讲三点意思：第一，文艺学创新是难的；第二，在中国，文艺学创新尤难；第三，文艺学毕竟还在发展，文艺学也不可能终结，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力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 一、文艺学的创新之难 一门学科，是由基本理论范畴与相关“元问题”构成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某些理论范畴及“元问题”的思考与探究必会越来越丰富，况且，在人文学科方面，古人及前人的智慧并不在今人之下。因此，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越是传统的人文学科，发展往往越是艰难。我们所从事的文艺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的学科，虽然时间不长（据赵宪章先生在《中国文艺学的现在和未来》一篇文章中论及，“文艺学”一词最早见之于1843年麦登写的《现代文学史》一书的绪论中），但从起源以及实际内容来看，却是有着久远传统与深厚积累的。早在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曾有过关于文艺学的比较深入系统的论述。在中国历史上，相关成果更是纷涌迭现，难以尽数。在这样一门学科中，由于许多重要问题已经有前人反复研讨，后人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要有什么原创性，实在是越来越不易了。 举个例子来看，在中外文论史、美学史上，不知有多少人探讨过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康德提出了“审美表象说”，歌德认为作家应该“既是自然的主人，又是自然的奴隶”，朱光潜认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胡风强调“主观拥抱客观”等。这些见解，虽然均有其自身的独立影响与理论开拓价值，但就其实质性理论内涵来看，我认为基本没有超出中国唐代画家张璪早就仅用8个字做出的概括，这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另如后人的现实主义论说，其主旨也基本上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见解。 这种状况，其实不只见之于文艺学，在人文探索领域是具有某种共通性的。理智的歌德，曾经这样告诫爱克曼：“人们老是在谈独创性，但是什么才是独创性！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对我们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要发生下去，直到我们过完了这一生。除掉精力、气力和意志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叫做我们自己的呢？如果我能算一算我应归功于一切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西，此外剩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多了。”“事实上我们全都是些集体性人物，不管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① 英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说得更为彻底：整部西方哲学史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 由于积累深厚而创新之难的状况，其实又不只见于人文学科，也见于某些传统性的自然基础学科。如，据有关信息可知，在数学领域，近30年来，世界上“已难以寻到众所瞩目通晓全局的大数学家”。②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曾经这样论及物理学领域的情况：“在20世纪近代物理学革命以后，在约为3／4世纪的时间内，物理学并没有发生新的基础性的革命性的重大变革，物理学的进展主要还表现为对于相对论量子论的完善及推广应用上”。③ 也许正是与创新之难不无关系，据有关报道，目前英国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一些科学课程出现了危机，由于报考人数急剧下降，越来越多的大学将陆续不再开设某些科学方面的课程，从1997年起，已有将近1／3的物理课程已被注销。④ 在法国、德国， 也有不少人认为物理的时代已经过去，“大学物理一年级学生1998年的注册人数仅为1991年注册人数的一半”。⑤ 可见，在发展危机方面，文艺学与上述某些自然学科之间，似乎也是具有一定相似性的。 二、中国的文艺学创新尤难 与西方相比，我们的文艺学创新尤为艰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现实与文化的滞后。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发展过程，越来越具共通性。后进国家，追逐发达国家，几乎已成为一种必然。与之相关，后进国家的某些文化观念，当然也包括文学艺术观念，也就势必呈现出滞后性。以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例如近些年来成为热点的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文化传播之类问题，大约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纳入了欧美学者的视野，并曾形成了法兰克福与伯明翰这样声名显赫的学派。由于现实本身的滞后，近些年来，相关问题才为我们所重视。又因现实问题的相通，我们在这方面的某些见解，也就基本上没有超出上述两个学派，给人的感觉，甚至很像是在炒西方人三四十年以前的冷饭。另如近几年来越来越受中国学者重视的生态文学批评问题，至少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萌生于美国，由于西方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中国学者要另外拿出什么原创性的成果，也同样是很难的了。 二是僵死的学术体制。学术体制，大约应包括学位授予体制、职称晋升体制、学术成果评审体制、学术资源管理体制等。学术体制，本应是尊重学术活动规律的产物，应以创造并保障良好的学术生态，为学者的独立思考、成果发表、学术活动等提供充分的自由空间为宗旨。经由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目前的学术生态，当然已大为改观，学术自由的程度也大有提高，但与市场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现有的学术体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呈现出的仍是指令性、规划性与计划性格局。例如出版社、报纸刊物等学术资源，仍是按国家规划布设的，属指令性和垄断性的，这样一类本身就是不自由的学术载体，要体现真正的学术自由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另如许多研究课题、经费、奖项、职称数额、学科设置，乃至大学的课程开设、教材编写等，亦往往是由政府主管机构统辖规划的。这样的学术体制，显然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仅以课题而言，有些重大科研项目，特别是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等方面的重大项目，由国家统筹规划，重点扶持，当然是必要的，但不加区别地将一切都掌控在计划、规划之中，则是有害于学术发展的。从中外历史上来看，许多伟大的科学成就，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谁规划出来的？在人文领域，问题就更为明显了，如中国的孔孟学说、老庄哲学、刘勰的《文心雕龙》，西人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尔的《美学》等，是谁计划出来的？事实证明，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就，往往是在无所顾忌的学术生态中，学者的个人才智得以自由驰骋的结晶。如果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破坏了学术生态，限制了个人才智自由驰骋的空间，学术危机也就是必然的了。仅从这方面看，我们目前的文艺学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与深层次的体制性危机、生态性危机有关。而这方面的危机，制约的其实又不止是文艺学。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人文学科的落后，乃至其中的某些弊端祸患，亦均是与之有关的。例如，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势的学术腐败问题，亦正与“官场腐败”相同，不论“反腐”呼声多高，如果不从体制入手，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另如建国以来，在我们的思想文化及其他领域发生的诸多悲剧，许多人至今仍习惯于将其归之于“极左”思潮，事实上，不论“极左”还是“极右”，在健全的体制中，都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文化形态的“思潮”，而只有在其不受体制制约，或者与某种体制合谋时，才会在历史上留下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