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6)06-0174-06 殖民，一直是东北现代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绕不开的语境视域，单纯从政治角度看，武力殖民确实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但日本的文化殖民却早有用心，《盛京时报》的办报初衷可见一斑。1906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报商中岛真雄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盛京时报》，为的是同沙俄中东铁路局在哈尔滨创刊的中文报纸《远东报》抗衡。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盛京时报》的创立是日本政府得势于中国北方而出现的一份观察我国东北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媒介。这份报纸在无关乎日本利益的报道中本着客观、中立的态度记录着沈阳(奉天)、东北乃至关外的政治经济社会实况。一旦触及日本本国的利益，该报的初衷暴露无遗，如对“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事件的报道，很多学者从史学角度考证过当时《盛京时报》的相关报道，如齐辉、林晓婵的《论“九·一八”事变前后〈盛京时报〉的舆论宣传与势力扩张》《〈盛京时报〉与九一八事变》，王晓岚、戴建兵的《〈盛京时报〉关于七七事变报道研究》等，《盛京时报》上的相关报道在舆论上毫无立场的一边倒向日本，并与日本本国的报道如出一辙。如果说日本办报的初衷是对抗沙俄，将日俄战争延伸向新闻传播领域，那么长久以来对日本本国利益和殖民权力的诉求就是其打算长期占有东北乃至全中国的野心昭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作为妄想殖民中国的国家，想要文化输入和经济掠夺，必须利用其舆论的喉舌在一切可以把握的领域中制造文化殖民的语境。如《盛京时报》开设的栏目“评论”“民国要闻”“中国时势”“欧美时事”等，但开放接受新思潮的“度”却把握在主笔手中。就小说主题看来，很多小说既反对封建礼教，提倡自由民主，新学堂、新风气，又表现对父母包办婚礼的妥协，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有好处，对自由恋爱嗤之以鼻，这些封建性与现代性并存的小说主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与很多编辑的保守思想有关，他们本着改良的思想，对所有新文化、新思潮的理念并不是完全接受，还留有封建思想的残余。这种小说主题也与《盛京时报》的独特身份有关，作为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设置的一个舆论喉舌，既要开启民智，让民众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便于日本政府进行文化和经济输入，又要控制民众接受新思想的程度，因此，又夹杂着大量封建、腐朽的旧文化、旧思想。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盛京时报》文艺副刊“神皋杂俎”刊登的作品即使涉及政治倾向，也大都是暴露国内矛盾，揭露军阀混战、民国政府的腐败等等，将民众的注意力吸引在国内。而且大部分文学编辑具有世界眼光，大力译介域外的作家作品和一些先进的文艺思想等，这些大量新旧形式并存的文学作品，为东北现代文学的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 “神皋杂俎”作为《盛京时报》的文艺副刊是1918年1月12日出现的，主编即是1916年来到沈阳的旗人穆儒丐。当时整个第4版都集中地刊登文艺性作品，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文化版面，是《盛京时报》的一个重大性突破，从此“神皋杂俎”也在东北现代文学乃至全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神皋杂俎”按照稿件的内容、形式分为多个专栏发表文学、文艺作品，在“神皋杂俎”存在的历史中，共出现大大小小约40类专栏，这些专栏分别是：小说、札记、常识、笔记、短剧、谈业、道情、杂技、灯谜、谐文、创作、别录、童话、卫生、戏评、传记、医录、译业、品花、书评、弹词、艺场、文苑、笑林、史传、闲谭、著述、艺圃、杂报、文虎、铎声、诗钟、新歌、舆情、统计、儿童文艺、自由论坛、新潮飞沫、摩登、漫谈等等，其中有些专栏只出现过寥寥几次，有些则是副刊畅销主打的专栏。无论在东北近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史上，《盛京时报》的广泛传播对于民众接受新思想、新思潮都是功不可没的。《盛京时报》虽然不是专门刊登文学作品的报纸，但是从办报理念上来看，开辟文学专栏，甚至专门开辟了文艺副刊“神皋杂俎”，而且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1918年，这在当时乃至整个东北现代文学发生期来看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以小说为例，当时几乎全部短篇小说都是最早通过报纸或者期刊得以传播，很多长篇都是先在报刊上连载，进而才出版单行本的，如穆儒丐的《梅兰芳》《北京》等等。《盛京时报》创刊伊始就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为了开启民智和传播新思想，他们采用白话办报的方针。早在1906年创刊，就专门设有名为“白话”的栏目，刊登白话故事，即小说的雏形，当时来看已经具备了倡导和接受白话文的编辑意识。1907年初，《盛京时报》将“白话”改为“小说”，正式确立小说的主体地位，旧体诗歌的主导地位动摇。此时的白话虽然较之古代的纯文言文进步许多，但依旧还是半文半白的形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如人物对话不用“说”而用“道”，称“我”为“吾”，虚词无非还是“之乎者也”等，如一直连载到1919年4月6日的《梅兰芳》。即便如此，白话文在东北的发展进程还是位于全国前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关内的新文学作家还在尝试白话短篇小说创作时，东北的白话小说已经日臻成熟，而且白话长篇小说已经开始连载了，如穆儒丐的《香粉夜叉》。 “神皋杂俎”作为东北文学传播的重要阵地，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这与穆儒丐任主编，很多文人同道担任编辑、记者密不可分，他们经常相约一起到大茶社凝香榭听书(此“书”为大鼓书不是现在的评书)、品茶，然后在“神皋杂俎”的书评、戏评、文苑等专栏中发表见闻和感受，他们既是作家又是读者。穆儒丐就经常在书评栏目中发表文章，如《端午日之凝香榭》《凝香榭之盛况》，秋云发表在书评专栏的《万泉河小志》，署名泣桐发表在文苑专栏的《万泉河畔凝香榭里游人如织余过其中聆刘问霞一曲固数名下无虚而王玉凤之忧声欸段使我心碎嗟浮生之如寄感逝水之年华因成三截以志所慨》①，南国生的书评《刘问霞之全德报》，署名弘农云鹤在消夏场专栏中发表的《万泉河游记》(也是评论刘问霞大鼓书的)等等。我们可以将这些文人间的活动和发表的作品看作是早期的文人沙龙，既互相联络了感情又增加了副刊的稿件数量，“神皋杂俎”即是这个文学传播群的沙龙活动中心。自穆儒丐担任“神皋杂俎”主编以来，他本人就发表了大量的中长篇小说作品，著名的有传记小说《梅兰芳》，《香粉夜叉》《笑里啼痕录》《毒蛇罇》《落溷记》《同命鸳鸯》《徐生自传》《北京》等，译著《情魔地狱》《俪西亚郡主传》等。其余像该报记者王冷佛的《珍珠楼》，小天的《鸾凤离魂录》《春之微笑》《灵华的傲放》，赵惜梦的《香帕泪》等等。穆懦丐在担任副刊主编期间，不但承担了报纸出版等事务性工作，还要进行创作，写评论，很是辛苦，后来他极力推崇新人创作，给予大力扶持，号召文学爱好者踊跃投稿，因此，“神皋杂俎”不断有新鲜血液注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