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进程从经济——技术层面向文化——精神层面的迈进，人们逐渐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是全球化给各国的本土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和震荡，使之空心化(Hollowed)（注：参见P·Ricoeur:History and Truth.NorthwesternUniversity Press1965。）；另一方面它又使不同形态文化带有一种趋同(Homogenization)的特征。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与运作，信息高科技的迅猛发展，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使文化传播突破地理与语言的障碍而得以广泛扩展，人们开始从本土文化相对狭小的圈子中走出来，在一个更大的活动空间中，审视人类文化发展的种种表现。如果说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是随着不同文化形态交流而诞生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学科，近几年出现的后现代研究，也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研究流派，那么，二者的共同点就是将人类文化交流中所出现的某种趋同现象与表现特征，置于了各自审视与研究的中心，从而在使各自研究视野与领域活动获得扩展的同时，将以往的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和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相提并论，合二为一。尽管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合流对于全球化语境中文学批评的影响与启示，则是非常深刻的。它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文学批评既然主要是对蕴聚在文学中的人类精神、情感、心灵意识的发掘与探讨，那么在全球化带来不同文化、文学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今天，就应该具有一种人类精神文化共同特质的依据，而不应只是单纯地依据各自本土文化的话语来阐释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文明发展的变化。形成这种依据，首先是要有一个较一致的审视点。在我看来，这个审视点就是文化审美(Cultual aesthetics)（注：参见拙文：《论文学的文化审美批评》，《当代学术信息》1995.5。）。 文化审美涉及文化与审美两大领域。从人类精神文化生成的层面上来看，文化与审美均与人类共有的精神特质、情感特质和心理特质等息息相关。人类在创造自身的历史当中，也创造了自身的精神文化和培育了自己的审美情感。虽然处在各个不同区域的人们，各自创造的文化和培育的审美情感，在表现形态上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时共同的反映。剥离这种共同反映的种种表层特征，剩下的必定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在精神、情感、心理和意识等方面能够相交流、交融和融为一体的特质，或者说这也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共同性，即人类在文化和审美领域内所存在的共同性。一直在倡导跨越本土文化边界，奉行世界主义的D·佛克马指出：“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化成规系统中，我们至少可以假设一种一切文化都共有的成规。”（注：D·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版，第252页。）他还专门以文学为例论证了多民族谋求共识的可能性。显然，如果把全球化进程看作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即某种不依具体的环境、地域、社会体制、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为转移的发展走向，是人类在面对共同问题而形成的全球意识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表现，那么直接反映在人类精神、情感和心理上，就要求形成一种“复合”和“通则”（注：参见M·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55页。）的法则，以便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人类可以依据这种法则来进一步加强文化和审美的双向互动，加强不同形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全球化进程中，即便是本土文化的建构与发展，也应该是在一种开放的形态和环境中来进行，任何封闭式的建构与发展，事实上是无法进行的。E·萨义德指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注：E·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版，第246页。）在全球化进程中，新的文化形态和审美范式的建构与发展，都是不同形态文化在取得质的相同和相通性上，依据文化审美的原则，展开积极对话和双向互动的结果。 文化审美的审视点在全球化语境中得以成立，将使跨文化交流获得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提示人们，文学批评将由此走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语言学转折”之束缚，进入具有广阔空间的文化审美领域，实现“人类学转向”。这种情形表现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就是开始由文本(Text)向语境(Context)转化。正是这样，王宁提出：“有必要弘扬一种新的文化批评”（注：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0.3）。我认为，具体地说，就是应该将文学批评提升到文化层面，特别是文化审美层面上，形成文学的文化审美批评原则，促使文学不断走向整合，从中建构起既能适应时代发展，又能整体把握文学内在精神的宏观理论体系。这种新的文化批评，也可以称作为文学的文化审美批评(Literaturecultural aesthetic criticism)。 让文学批评走向文化审美层面，并不意味着对文学自身特性的忽视和抹杀；相反，则是使文学批评向文学自身回归的一种表现。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文化是一个大的系统，而文学自身是文化结构中的子系统。就文学的原始形态而言，文学与文化原本就是合二为一的，文学自身的结构，自始至终都洋溢着文化审美的精神。远古初民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谣，既是文学，也是文化。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正因为它是一种蕴聚了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精神品格、人的情感、心理、意志和意识形态的，具有文化审美精神的“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注：S·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版，第68页。），具有不同于人的一般快感的“文化审美情感”(Cultural aesthetic emotion)。在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文学与文化的相对分离，只是一定阶段时期的产物，二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密不可分的。诸如文化冲突导致文学观念、形式的变革等等，都说明文学与文化之间难舍难分。在全球化语境当中，让文学批评走向文化审美层面，其意义还在于使文学批评获得广阔的文化审美视野，即把文学现象提升到文化审美领域中来认识、观照和把握，就能够从中获得对蕴聚在文学结构之中的那些深刻、稳定、恒久的文化审美价值的领会、理解与把握。M·罗斯在谈到文学的文化视野时指出，文学的文化视野包括两个方面：“一、拒绝把自己局限在单一学科、单一文化、单一社会的狭隘范围内；二、将‘文化’作为研究基石，视之为经常的参照系数与分析目标。”（注：M·罗斯：《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中外比较文学通讯》（中文版）第2辑。）的确，文学批评在走向文化审美领域之后，实际上也就是在把文学与整个人类的精神文化、审美情感有机的联系起来当中，能够将文学既当作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当作是在人类整体文化观照之下具有自身规律特征的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从而真正发现文学在人类精神文化坐标系与人类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功能与作用。与此同时，在广阔的文化审美视野中审视文学，文学自身的许多特点、自身的丰富性将会不断地被发现。譬如除了上述所说的特点和人们熟悉的文学社会性、典型性、形象性等之外，还可以认识到文学自身的形式、文本、语言等诸要素的独特作用，可以发现文学与人类其它的把握世界方式的不同之处，譬如与历史、新闻等。文学的自身特点在于它的文学性，是文学性所构成的文学文本、语言等，更多地容纳了人的幻想、情感和心理意识。它以想象和虚构的方式，形成表意和表情性认知符号，传达出人的内心感受和对于世界、人生的看法，并具有容纳不同时代、不同读者所赋予的无穷的“衍生意”（注：乐黛云：《展望90年代——文学研究的更新与比较文学的发展》，《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89.3。）。所以，M·罗斯曾由此断言：“文学研究最好的、最可理解的领域是文化领域。”（注：M·罗斯：《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中外比较文学通讯》（中文版）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