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项目——《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终于完工而且要出版了，他来信要求我为之作序。伯群是我50年代的老学生，1955年“反胡风”时，他和其他同学因我的关系受了不少牵累，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又是他主持的这个项目的成果鉴定小组的负责人，深知这个项目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因为这两层关系，作序也就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就愉快地接受了。 在这个项目刚立项时，我就认为这是一个好题目，是做着一件前人忽略了的工作，对某一段文学史进行梳理和挖掘，对某些在文学史上作过一定贡献的作家，给予公允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评价，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因此，在这个项目进行过程中，我也非常关心和不断进行鼓励。当《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出版后，我曾在1995年8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写过推荐文章《开掘通俗文学的研究宝库》，还在1995年5月10 日的《新民晚报》上发表过题为《一项开创性的学术工程》的评介文章。我在这两篇文章中说：范伯群与苏州大学中文系的同事们以及他指导的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们，倾注全力投入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与教学，最终要将这一领域整合进我国近现代文学史的范畴，以便使我们的近现代文学史的反映面更丰富、更完整、更符合历史的实际。正像伯群在本书的绪论中说，他们做这个项目是有感于“现有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残缺不全的文学史”、“这残缺的程度严重到我们过去只研究了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由于某种历史的“误解”与“误导”，我们的文学研究曾经自觉地将俗文学这一支系排除在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即或偶尔提及，也是当作文学史的逆流来批判的。这种误解出于一种偏见，偏见导致无知，而无知又进一步导致了偏见。要破除这种偏见和无知，就不能不采取一种研究的态度。范伯群们现在做出的成果，其意义在于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找回另一只翅膀。” 中国人一向瞧不起通俗文学，历史上一贯把小说笔记这类文学作品称为“闲书”，由此，从晚清到1949年以前，也就是通俗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于文化市场的旺盛时期，当时那些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通俗作家，也自认不讳地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供读者茶余酒后消闲解闷的东西，是一种“游戏文学”；也因此遭到了新文学家的迎头痛击，斥之为“文丐”、“文娼”等，连同他们的作品一起，遭到严厉而彻底的批判。此后几十年，这一重要的文学部门被排斥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围之外，以致今天的读者对他们已经相当陌生（最近几年有些改变），然而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完全忽视这些作家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却是甚不科学的。这类作品也总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反映了一定社会生活内容和时代信息，有其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例如，新文学作家由于其出身教养和生活世界的局限性，他们的作品的取材面也比较显得过于狭小和单薄，从所反映的生活场合与人物类型看来，最成功的往往是知识分子与农民这两大类形象，对于范围广阔、结构复杂的中国社会的各式各种生活领域，由于接触面不广不深，留下了许多空白之处，而通俗作家却是另一类人，他们出身、教养和求职谋生手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正像他们所涉足的社会领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样，这就为他们的作品取材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因此他们笔下出现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往往为新文学作家所望尘莫及。即便是他们的文学观点，我认为也反映了某种文化价值观念：它看重文艺的欣赏价值和娱乐性质这种艺术功能，从市民文化的角度对传统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正统文艺观加以否定，这正是中国社会由长期的封闭状态走向开放这个历史特征的反映，也是商品经济社会开始出现后的一种标志。我去年在《〈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再版感言》中说过：“应该看到，这派作家虽然在思想意识上有较为沉重的封建性的历史负担，但是作为职业作家，他们摆脱了在封闭性的农业经济社会里知识分子对官府由人身依附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食其力的社会个体，这是历史的进步。他们以普通人的心态，用普通人的语言，写普通人的生活，着重文学的欣赏娱乐作用，从市民文化的角度对传统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文以载道’的正统文艺观加以否定，在使文学由庙堂走向民间、从知识分子精英走向普通大众方面也具有积极意义。况且，他们的作品也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文献和资料价值。这一文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本身也是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反映，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值得认真对待和研究。”到现在，在这一问题上我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 因此，在我看来，伯群主持的这一项目，其意义不仅在于填补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空白，它还完善了文学史研究的科学体系，更新了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某些观念，改变了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格局。同时，它对近现代文坛上的一个主要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予以客观公允的评价，指出它是一个继承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传统的、在近现代大都市成型的过程中繁荣滋长的通俗文学流派，既肯定了它的历史真价，也指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此外，这部专著也是较为全面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基本面貌的。它涉及了通俗文学的“四大金刚”——社会、言情、武侠、侦探，同时还涉及通俗文学的两个重要品种；历史演义和滑稽幽默，面广量大的通俗期刊也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而大事记则更能一目了然地了解通俗文学的重要发展事态，将来还可以与纯文学的大事进行对比，从中找出若干规律性的东西。总之，这一项目的终期成果历史线索梳理清楚，视野开阔，涵盖面大，能使读者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历史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与思考。对当今的通俗文学创作，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启迪的意义。 这部专著能够顺利完成也有赖于一个比较团结的科研集体。《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课题组作为一个科研群体，在搜集资料、进行调研、集体探讨的基础上，完成这一重大课题，学风是细致踏实的，更可喜的是其中的成员，极大部分是35岁左右的青年学者，在中老年学者的传帮带过程中，已经能独立或参与主持较为大型的科研项目。课题组负责人也能有条不紊地通盘规划，组织所有的成员共同搞好这一项目，建成了一支能打大仗，团结一心、善于攻克大型科研项目的研究群体，这是难能可贵的。我所期望于这一科研群体的是，在这部专著出版后，再接再厉，写出一部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两翼的、中外文学双向交流影响的《中国现代大文学史》，因为他们在研究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两方面，都已有了一定的积累，而且出版过《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因此完全有条件写出这么一部大文学史来。 我祝愿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科研上取得更多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