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理论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4月23日至26日在华中师大科学会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日本国早稻田大学、日本国中央大学等国内外40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60余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邓宗琦教授在大会开幕式上致欢迎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黄曼君教授致开幕词：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著名诗人曾卓在开幕式上做了即席发言。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20世纪中国文学与理论批评的百年历史进程和未来的发展格局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与交流。现作综述如下。 一、回顾与前瞻 面对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历程，如何认识和评价它的性质、特征和地位，这是与会代表共同关注和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有学者提出，中国20世纪新文学，包括台、港、澳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和变动的条件下，在中外文化、文学思潮空前冲撞和交汇的形势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中国现代化历史总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20世纪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以开放的态势、多元的发展，全方位地、不可逆转地由古代向现代转型。中国20世纪文学与理论批评无论在人文精神和思想内涵、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审美特征与形式等方面都具有革命性、民族性与现代性互补交融的特色，具有富于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现代性品格。有学者认为，五四以后，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逐渐形成多元格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强化着文学唤起民众的革命性与大众性；吸收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则关注着文学的文本特点；同时，中国传统以“知人论世”和“辨味”为基本特征的文学批评也有着丰富的成果。还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和理论批评拥有一些非常值得珍视的优秀的精神品格，可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品格”。它体现在（一）在向西方和传统的双向选择与吸收中，努力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形态；（二）在不断的反思和超越中实现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多元共存的发展机制和局面，确立一种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宽容的学术襟怀；（三）在承担社会使命和保证文学的独特性的平衡中，不懈追求文学的本质的实现；（四）坚持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将创新的追求与求实的态度结合起来，力避浮躁和唯新是鹜。一些学者对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作出了概括和展望。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文论在建立框架时有一个现代化问题，这是出发点。古代文论有自己的光荣传统，80年代以来出版了好几本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史，这是很需要的。因为在国际环境中，我们一直处于边缘，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交流而言，我们实际上比西方开放得多。我们吸收西方的，比我们输出的多得多。但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的话语背景下，需要创立现代的批评话语和框架。所谓现代化，即应以现代文论为主导。我们现在还没有比较公认的、成体系的、规范化的现代文论。现代文论应该把古代文论中的优良方面吸收进来。另一方面，有些同志直接把西方的拿过来用，但西方文论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当前和未来需要建立新的综合论，它既是人文主义的，又是科学主义的，既不是极端的，又有自己传统文论的特色。有学者谈到，100年来，文学批评不同于既往任何时期的是，以不同的方法论为旗帜的批评学派的大量涌现和迅速更替。在中国大陆，近十多年则以压缩和简化的形式复现欧美文学批评100年的进程。文学批评的上述历程和情势，乃是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的历程和情势的伴生物，有着深刻根源和必然性。我们有必要正视和重视文学批评的分化，同时，也没有理由忽视文学批评的融合、综合。还有学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批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应允许存在一种“无立场”的“立场”，这种“立场”内在的体现着两种“自觉”——“民族的”自觉和“世界的”自觉。其次，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否定”是否具有积极的、肯定的精神价值。女性主义最常说的话是：这不是那也不是！我们本能地从这种“女性”智慧中获益。第三，应将“策略”纳入“方法”的高度加以思考。也有一些学者从未来发展的角度对中国文学与理论批评作出了展望。有学者指出，从全球化角度看20世纪中国文学，除了固有的中国风格之外，还有一种中国以外的特色，即一种兼融中西，走向世界大同的风貌。在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通常在中国文化的修养之外，还要对西方文化有认识，不然就不大配称为知识分子，因而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少有“多元文化”的思维习惯。像中国大陆的钱钟书、台湾的余光中、香港的黄国彬就是其中的代表。对于世界大同的形成，我持肯定的态度，不过，大同不等于一切都一样，大同中的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仍将有其各自的风貌。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从无到有，发展迅猛，成果斐然。进入80年代后，更是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我国美学研究在大量引进西方美学理论以后，还来不及细嚼慢咽而缺乏选择、消化、吸收的自然程序。因此，如何把各种新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如何在审美和艺术创作的实践中去把握、选择、检验、发展现代美学理论，更新和丰富传统古典美学是我国美学进入21世纪所必然面对的课题。 二、影响与启示 在研讨会上，有不少中外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著名作家、诗人、批评家的创作和批评实践，对我国和海外20世纪文学与批评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作了探讨和梳理。有学者以《茅盾与现代文学批评》为题：论述了茅盾为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所作出的贡献。认为，从茅盾大量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一些新的批评素质，如信息交流、理知评判、逻辑语言等，批评不再那么玄虚，那么“无迹可求”，而具可操作性，能促进积极的对话，也就有了所谓现代性的品格。茅盾是五四时期批评朝现代性方向转化的首开风气的先驱。有学者在对“废名关于新诗本质及其与传统的关系”的思考中，探讨了废名新诗理论中的“特别的东西”。认为，废名在探讨新诗的本质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颇带偏激色彩但含有诚实的真理的理论判断；在“温李”代表的晚唐诗词中，发现现代派诗人美学需求的因素，对这一传统中存在的诗性作出新的阐释；强调“诗的感觉”作为诗的内容的重要因素，在感觉方式或传达方式上寻求新诗美学的现代性的走向，这些表明着废名作为“沉默的哲人”的独立思考。也有学者提出，闻一多的诗学思想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现代经典之一。闻一多的意义在于他把文化操守和世界眼光有机结合起来，站在20世纪人类思想发展的制高点上，俯视东西方文化体系，超越通常所谓的“激进”与“保守”之争，独辟蹊径地开了中国诗学现代化的先河。因此他的理论建构可称之为文化诗学，是本世纪中国诗学的巨大丰碑和宝贵遗产。来自海外的日本学者以“文脉”（文体·风格）的考察为经，以对作品里证据（即作品的事实）为看法、解释的主要证明依据，对鲁迅《彷徨》中的作品进行了细读分析。也有日本学者以《闻一多＜死水＞之翻译与解释在日本》为题，详细分析比较了日本学术界、文学界翻译和阐释《死水》的特点和倾向。指出：在文章中举出的五种译诗，译者都是在理解了闻一多诗歌理论的基础之上翻译创作的，然而由于日语、汉语在语言性质上的差异，可以说闻一多的实践理论在移入日语上并没有获得成功。其他像日本学者对徐志摩“生命”观的三个特色的考察；对毛泽东《延座讲话》在重庆的传播及与胡风的关系所作的考察，也有比较新颖的视角和不乏新意的见解。 三、关于“现代性”的争论 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现代性”吗？还是只具备“近代性”？与会学者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有学者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具有现代性，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欧美文学的发展不是同步的，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作为文学现代性标记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不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屡屡受到排斥；非理性主义等现代思潮在中国文学领域极其贫乏，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只具备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与会代表的大多数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一判断以西方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模式为基点，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面貌不相符。其中有学者以《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为题的论争文章，比较全面地概括和表明了后一种观点。文章从：一、现代性与世界意识；二、现代性与先锋意识；三、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四、现代性与人性意识；五、现代性与创造意识等五个方面阐述评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标准。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行程虽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在总体上却是逐步深入的，它的现代性质与特征也是逐渐呈现出来的，并且越到后来越鲜明。“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动态性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富于弹性与活力的状态，一种未完成的过程，一种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着的历史演进。
